北雪轩

    作者:沈钧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不久前突然撰文呼吁创造一种新的国际储备货币，终结美元时代，此言一出，立即在世界范围引发了一场声讨美元的口水大战。美元上空乌云密布、风雨欲来，美元大厦似乎马上就要倾覆。不过，美元并没有遭受灭顶之灾，世界金融市场上更是“光打雷、不下雨”，所有国家都牢牢地握着手中的美元，世界统一货币仍然像海市蜃楼一样可望而不可及。

        周小川提议的国际储备货币方案实施的技术和政治难度都非常大，即使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在短期内也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一直韬光养晦的中国政府突然向美元发难，这本身似乎比周小川倡议的内容更值得注意。这一行动不仅反映出中国对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所扮演角色的不满，也是对美国损人利己货币政策的直接宣泄，更是对自身在国际金融领域影响力的一个测试。

中国开始反击战

        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担任金融研究部和中国部主管、目前在布鲁金斯研究所担任客座研究员（Brookings Institute）的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教授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说，没有人相信这是十全十美的解决方案，但通过这个提议，中国已经重新定义了关于国际货币体制的争论，这是中国对在金融领域受到美国等发达国家压制所做出的非常强有力的反击。

        “我认为，中国人在试图警告美国，他们不希望美国继续在通货膨胀的道路上向前行进，美国必须限制它的消费增长，从而抑制美元大举流向世界其他国家，”美国著名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客座研究员、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教授埃伦·梅尔特泽（Allan Meltzer）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采访时说。

        中国在G20会议之前对美元发难也是一种以守为攻之举。面对西方特别是美国对于中国操纵汇率的指责，中国提出了世界金融体制固有的更为根本性的问题。在G20峰会上，中国的提议肯定会成为核心问题之一。

        对于G20会议将如何对待中国的这一提议问题，美国彼得森世界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高级研究员威廉姆·克林（William R. Cline）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采访说：“我不想猜测中国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建议是更技术性的还是更根本性的。中国的建议本身就能保证受到根本性问题的对待，而不应该受到提议动机的影响。”

美国要通胀，中国要损失

        周小川在文章中指出，目前国际货币体制的不合理性在于，使用主权国家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和流通货币产生的利益冲突，即“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而言，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经常产生矛盾”。这就是所谓的“特里芬难题”(Triffin’s Dilemma)的矛盾。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这种根本性缺陷造成的系统性风险在目前的金融危机中被放大，进一步显示了积累大量美元储备模式背后的脆弱性。一旦货币危机爆发，债权国和债务国都将付出巨大的代价。

        在目前的国际货币体制下，全球失衡成为引发当前全球衰退的罪魁祸首之一。而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对令人头疼的全球失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影响。以中国为例，当中国不得不把巨额顺差重新投资于以美元计价的资产时，美国就可以对自己的巨额贸易逆差“满不在乎”，不仅没有因此遭受任何惩罚，还得以保持低利率水平，推升美国的资产价格，造成泡沫。

        像中国这样的贸易顺差国家，由于央行持有的外汇储备中约有三分之二为美元资产，因此成了美国政府损人利己政策的的“人质”。美国政府和美联储（FED）加班加点印美元的行为，令中国等持有大量美元储备的国家对美元的长期前景深感忧虑，因为它们持有的巨额美元储备将面临贬值。然而，这种忧虑对美国而言也不是喜讯，因为如果失去了这些国家的资金，其财政赤字将难以维持，借贷成本将大幅度上涨。

        “美国在走向通货膨胀，因此美元债券的持有者将面临巨大损失。” 梅尔特泽对《华盛顿观察》周刊指出，“如果一种更稳定的货币取代美元，这些持有者的损失会比较小。问题是，如何找到替代美元的货币。这不会很快发生。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也不愿意把国际货币的责任交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全球性货币近期和中期不现实”

        周小川在题为《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的文章指出，此次金融危机反映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因此必须创造性地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向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方向完善，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

        “通过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才能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周小川指出。具体说，周小川开出的药方是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SDR）发展为超主权储备货币，并取美元而代之。

        用超主权储备货币取代美元的主张由来以久。上世纪4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就曾提出设想，用包括黄金在内的一篮子商品定值，避免受个别国家的经济情况或政策左右的国际货币单位的，并且给这种货币取名为“Bancor”。然而，由于当时英国的实力已经日薄西山，无力与美国分庭抗礼，凯恩斯的设想最终没有被采纳，以美元为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得以确立。

        上个世纪6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为美元寻找替代货币就又成为是热烈讨论的话题。在讨论中，被称为“纸黄金”特别提款权的概念被提出。特别提款权并不是一种清算货币，起初甚至不支付利息，其作用主要是穷国能用分配到的特别提款权快速获取所需要的商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终于1969年创设了特别提款权，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系统风险。然而，由于分配机制和使用范围上的限制，特别提款权的作用至今非常有限。

        “创造一种新的全球性货币在近期和中期内是不现实的。”美国彼得森世界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高级研究员奥利佛·简尼（Olivier Jeanne）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采访时说，“这种努力是否合乎意愿也并不清楚。创造和管理这样一种货币将面临巨大的协调问题，与其带来的好处相比并不值得。目前，国际上并不缺少流动性。”

        “一种全新的全球性货币在十年之内是不可能的。”克林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中普遍使用的货币是要经过数十年才赢得这样的地位的。一种包括不同货币的人为创造的资产（指超主权货币）在没有赢得国际地位之前将会面对市场的怀疑。”

有这个必要吗？

        创造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好处也受到不少学者的怀疑。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通过调整外汇储备中货币资产组合的形式达到模仿特别提款权中货币组合的目的。同样，特别提款权这样的国际资产的表现也不会好于单一国家创造的相同比重的一篮子货币组合。因此，至少在理论上，这种超主权货币的存在必要和作用都是值得怀疑的。

        在目前情况下，美元在特别提款权的一篮子货币组成中仍将占有极大比重，因此仍将把风险带到这种超主权储备货币中，使得特别提款权本身就存在贬值风险。由于特别提款权仍然以世界主要货币为基础，它不可避免地受世界各主要经济体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影响，特别提款权的价值依然可能被高估，只是风险相对分散化。如果这种新货币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特里芬难题 ”，而中国等盈余国可以通过外汇储备币种的多元化部分实现风险分散化的目标，创造一种国际新货币的必要性就大打折扣了。

        “中国政府非常气愤，因为中国主要投资于美元的巨大的外汇储备实现的是副回报，”简尼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但是，中国本来是可以少积累一些外汇储备的，也是可以令其外汇储备更多元化一些的，而且中国如果愿意，现在仍然可以这样做。总之，中国是在自食其果。”

        “我们甚至可以争辩说，这一建议中的超主权储备货币会使国际间的不平衡进一步恶化，”克林说。他认为，目前那些追求贸易盈余并且持有大量外汇储备的国家不得不付出代价，必须为这些储备价值的下跌而担心。这是一种对过分贸易盈余恰当的反向刺激。”

        “如果人民币要想成为拟议中的超主权储备货币的一部分，中国就必须让人民币更自由地兑换，允许外国资本流入中国购买中国政府债券。这应该是中国政府至少在短期内不想做的事情，”克林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华盛顿观察》2009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