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中国逐渐成为了世界头号制造业大国，世界各地的市场中随处都可见贴着“中国制造”标签的各类工业产品。前两天在亚马逊网站上买了一个家用的天文望远镜，感觉这东西颇有一些技术含量，应该不是中国制造的。打开包装盒，里面的说明书也全是英文和德文的，看上去像是美国货。但仔细一瞧，在一侧的镜头盖上还是赫然印着一个“Made in China”。原来还是本国造的啊，呵呵。

  坦率地讲，中国制造业崛起，确实抢了其它一些国家制造业的生意，像美国这种人力成本非常高的国家，在制造业领域中已经很难与中国进行竞争。虽然有些技术和专利只有美国人掌握着，但资本家都是逐利的，他们宁愿把这种技术和专利拿到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在那里生产，然后再把产品销往美国。由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工人的工资极低，这样资本家就大大节省了开支。这样周转往返地销售，虽然运输成本有所增加，但利润还是比在美国本国生产高很多。于是这样一来，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或者说，这就是全球化下国际劳动分工的自然结果。

  不过，美国还有一些制造业在苦苦挣扎。像汽车制造业巨头通用公司死而复生，这样的大制造业公司就不用说了，一些小的制造业也在艰苦竞争，以求寻得一片生存空间。比如我就看到过一个销售各种大门、电动门、电动门遥控开关和与此相关的各种配件的网站。这家网站上有很多家生产这类产品的厂家，包括osco gates,faac gates,apollo gates等多个品牌。看了一下，这个osco gates主要是生产电动门和滑动门开关的；faac gates与其类似，各种门禁开关分得还比较细，包括居民大门开关、商用设施门开关和栅栏门开关等等；apollo gates虽然名字容易让人想起阿波罗号登月火箭，但其产品无非也是这几类。这些产品好像全是在美国生产的，并且销售商所在地正是休斯顿，姚明和火箭队的大本营。当亿万中国球迷在电视机前观看姚明和火箭队在休斯顿的比赛时，他们大约想不到，休斯顿的某些制造业从业者正对中国满肚子牢骚呢，他们在中国强大的制造业的竞争压力下，正不得不苦苦求生存呢。不过，我注意到这家网站上说他们的销售是遍及全球的，可见其市场还是很大的，因此他们完全也可以来中国销售他们的产品，我相信中国市场会给他们丰厚的回报的。

  还有一些美国制造业有点剑走偏锋，它们生产的不是像上面的大门、电动门这样的正规产品，而是一些颇有些奇技淫巧意味的东西。比如我曾在网上看到过一家网站销售的一个产品，那是一个电视机遥控开关。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电视遥控开关。使用这个产品，可以悄无声息地把方圆几十米范围内的电视机统统关掉，不论周围的电视机是什么品牌的，也不论是否隔着墙壁等物体。可是，人们买这样一个产品回去有什么用呢？除了搞搞恶作剧，反正我是想不出它还有什么用处了。这样的制造业产品，着实有点可笑。

  也许，这就是美国的山寨货吧？看来为了求生存，美国制造业也要染指山寨货了。

                  奥巴马演说中的Main Street宜翻译为“主体街”            

                 作者：力镔若水

  2008年11月4日，奥巴马在美国大选中获胜，当晚向12万5千名支持者发表了胜选演说。他在演说中有一句话的英文是：Let us remember that, if this financial crisis taught us anything, it’s that we cannot have a thriving Wall Street while Main Street suffers.

  奥巴马在这里提到了Wall Street 和 Main Street两个概念。Wall Street的直接含义是指位于纽约金融区的一条名叫“华尔街”的街道，泛指包括金融、投资银行在内的美国的巨型企业，也指美国富有人的阶层及他们的生活。Main Street的直接含义是指小城镇的主街，人们在那里购物，喝咖啡聊天，参加一些庆典活动，泛指小企业，小作坊和贫民百姓，也指平民阶层及他们的生活。

  Main Street一语的由来及内涵演变

  Main Street一语首先出自美国小说家、美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辛克莱·刘易斯发表于1920年的同名小说，中文翻译为《大街》。  小说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一个小镇为背景，以辛辣的笔触对美国社会现实进行嘲笑和讽刺，当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Main Street因而往往是指持守传统价值观的小城镇。

  在美国，Main Street 是小城镇商业和社交活动的街道通用名称，是人们采购物品和社交活动的集中地。在一些较大的城市，可能有几条Main Street，每一条都是针对城市下属的一个区而言。比如说，纽约市的法拉盛区，就有一条Main Street. 在美国各地的小城镇，Main Street不仅是贯穿该城镇的主要街道，也是居民购物、社交、观看年度游行的场所。

  Main Street一词在20世纪中进入美国的政治舞台，当时的共和党用Wall Street来描述自由派，以Main Street来代指保守派。2004年总统竞选时，有一位民主党总统约翰·爱德华兹（John Edwards）以平民主义的思想提出他的竞选纲领，主要提出了Wall Street 和 Main Street的两元经济论。这也是他在2008年再度竞选时的主要理念。所以自2004年开始，Wall Street 和 Main Street的含义基本就定位在：Wall Street指包括金融、投资在内的美国的巨型企业和富人的阶层，即表征富有阶层的利益或是少数富人的利益，Main Street是指小企业，小作坊和平民阶层，即表征平民阶层的利益，或社会主要群体的利益。

  现在Main Street已经成为每天都可见的政治术语。比如搜索Google新闻可以得到62,094条目，搜索yahoo新闻38,591条目。

  如何翻译 Main Street

  搞清楚了Main Street的由来和演变，就可以讨论如何翻译这个术语。在美国的华人社区，Main Street一般译为“缅因街”。在翻译奥巴马讲话时，新东方翻译把Main Street翻译为“商业街”，中国新闻网和华尔街日报把它翻译为“金融以外的领域”，联合日报把它翻译为“寻常百姓”。我们来一一讨论各种译法的优劣点。

  Main Street可以翻译为“缅因街”吗？

  “缅因街”是Main Street的音译，除了旅居海外的华人，一般的中国人可能根本不知道这词是什么意思，所以不足取。

  Main Street可以翻译为“商业街”吗？

  商业街在中文中指各种商店相对比较集中、商业贸易活动开展较频繁的街道。在各种大小城市中，商业街往往都是最热闹的地方。比如说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往往是我们能够想象到的商业街。另外，在纽约市，华尔街尽管不是最热闹的商业街，却是财富最集中的商业街。所以从内涵来说，商业街包括了华尔街。华尔街隶属于商业街的范畴。它们之间不是一种相对关系。所以商业街无法更好的表达Main Street的内涵，即小企业和平民阶层。

  Main Street可以译为“金融以外的领域”吗？

  Wall Street 和 Main Street的政治含义只是代表了两个阶层，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没有“不是华尔街就是Main Street”的意思。有人也提出了Poor Street的概念，即“穷人街”，所以翻译为“金融以外的领域”有两个问题，其一是把Main Street的内涵给扩大了，不仅仅限于“是指小企业，小作坊和平民阶层”，其二是把华尔街给缩小为“金融领域”，不再泛指包括金融、投资在内的美国的巨型企业和富人的阶层。所以中国新闻网和华尔街日报把Main Street译为“金融以外的领域”，不是很贴近与原意。

  Main Street可以不译为“街”吗？

  联合报干脆把Main Street译为“寻常百姓”。这里又归结到Main Street的内涵，指小企业，小作坊和平民阶层。“寻常百姓”等同于“平民阶层”。却把“小企业或小作坊”丢了，所以从内涵上说，Main Street的范畴大于“寻常百姓。”

  所以用“街”来翻译仍是有好处，既包括了街上商家也包括了逛街的人，也就是很好地把小企业和平民概括在一起。

  Main Street 可译为“步行街”，“市井街”，“平民街”吗？

  博主也想到过步行街，市井街和平民街的译法。先说一说步行街。这几年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有不少地方出现了步行街，也成了购物，娱乐和社交的主要街道。所以步行街或许是一个好的选择。可是华尔街恰恰是纽约的一条步行街。从内涵上说步行街也包括了华尔街。步行街的翻译不足取。

  再看一看，市井街或市井小街，如果是Main Street的含义停留在辛克莱·刘易斯小说是的含义，翻译为市井街也是很好的选择，市井有贬义的意思，往往让我们想到，市井气（俗气），市井小人（城市中庸俗鄙陋之人）。但是现在Main Street泛指为平民，所以“市井街”或“市井小街”的翻译也不足取了。

  “平民街”应该是一个好的选择，但是如果Main Street翻译为“平民街”的话，Wall Street应该翻译为“富翁街”。从汉语修辞来看，华尔街是表征财富或富翁的一个词，我们也需要找一个表征平民的词，而不是直接用“平民”一词。要不然译文中就失去了修辞文采。

  Main Street其实是指社会的主要群体，可以译为“主体街”

  博主也曾经用“布衣街”来翻译Main Street。布衣在中文中的意思是“麻布衣服”和“平民百姓”。古时老百姓只能穿麻布衣服，所以布衣现在更多的用于“平民百姓”的意思。所以“布衣街”应该是更好的概括了Main Street的含义，即“小企业，小作坊和平民阶层。”同时仔细揣摩这一术语，其核心在于Main，即主要的、主体的的意思。Main Street即是指社会的主要群体生活的地方。根据其词意和内涵，Main Street可以直译为“主体街”，即社会的主要群体从事活动的地方。把Main Street译为“主体街”，奥巴马的那句话就可以翻译为：

  请记住，如果说这场金融危机给了我们什么教训，那就是当主体街患难时，华尔街不可能繁荣.

  比如华盛顿邮报2008年11月24日有一篇文章叫做Obama’s ‘Main Street’ Focus （http://voices.washingtonpost.com/thefix/2008/11/obamas_main_street_focus.html?nav=rss_blog），其中有一段是："We cannot have a thriving Wall Street without a thriving Main Street," Obama said early on; later, he added: "A strong Main Street will help maintain a strong Wall Street."

  我们可译为：“没有兴旺的主体街，就不可能有兴旺的华尔街，”他在早些时候指出，后来他又说，“富强的主体街将有助于维持富强的华尔街。”

(日志原文：http://yanglibin08.blog.sohu.com/1059653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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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雪轩点评：

  今天在网上查 Main Street 的意思时，搜到了这篇文章，觉得他写得不错，就贴到这里与大家一起欣赏。

  对于Main Street一词，表面上看似乎是很简单的一个词，即使是望文生义，似乎也能猜个差不多。但其实它要比这复杂得多。通过上面这篇文章我们就能知道，这个词是有着确切的历史来源的，它诞生之初是含有明确的价值判断色彩的，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对某种街道的描述。至于后来，它更是由于几位美国总统候选人对这一词语的特定用法，而具有了一些新的含义。

  不过，对于上文作者对于奥巴马演讲中出现的这个词的翻译方法，我并不完全认同。我觉得将其翻译成“主体街”太刻板，不容易使普通人了解这个词的确切含义。我觉得，上文提到的中国新闻网和华尔街日报把这个词翻译为“金融以外的领域”，我认为这种翻译方法其实是比较得当的。因为在当前的美国经济危机中，最突出的矛盾就是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金融界与美国商业和生产界的矛盾，美国政府起先投入大量金钱去挽救金融界的危机，已经激起了后者的强烈不满。因此奥巴马在这次演讲中才强调，不能再忽视金融界以外的领域而去花大力气拯救金融界，因为那样是不会成功的。

  因此，在这里，把Main Street 进行意译，将其翻译成“金融以外的领域”，我觉得是合适的。

“票子毛了”怎么办？

统一发行货币的权力是把“双刃剑”。国家拥有了它之后，能不能谨慎地使用这个权力，这是现代经济史的一条中心线索。

撰稿 周其仁

政府发行纸币，实际上不是很久远的事情。1935年国民党政府才对货币制度进行改革，完成了法币化。

为什么会发生以纸币代替贵金属这个转折？其中一条大家都能接受的理由就是贵金属作为交易的媒介不是那么方便，沉甸甸的、目标又大，容易被贼惦记。

统一发行货币的权力是把“双刃剑”。国家拥有了它之后，能不能谨慎地使用这个权力，这是现代经济史的一条中心线索。

国家发行票子本身有巨大的好处。法国历史上每当国王有了财政困难，往往从这个环节下手，铸币的名义值与实际的含金量之间开始有了差额，这就是劣币的由来。所以很多势力都要争夺国家政权，从经济角度看首先就是争夺铸币权。从经济史来看，很多国家在很多时候都经不起印钞机的诱惑。把手里的印钞机开得快一点，就可以解决财政缺钱的问题。所以金本位解体后，全球经济的波动就不是金本位时代可以比拟的。

在政府介入货币领域后，当政府有财政需要的时候，本可以靠税收体系征税，但很多没有完成现代化改造的国家税收基础很薄弱，也不愿意通过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发放国债来筹钱。在政府机器运转又需要大量钱财时，它就直接印钞。从历史上看，这样做后来都酿成了大祸。最著名的就是上个世纪1921、1922年的德国。钞票印得离谱，物价指数有过每月上涨500%的纪录。德国那场危机最后导致了希特勒的崛起。而在中国历史上，蒋委员长也是这方面的一把好手。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要打共产党，又没有税收基础，只好直接印钱。那个时候的记录每月通货膨胀率大概是50%以上。这累积起来是非常惊人的。而且为了让老百姓接受这种越来越毛的票子，规定民间不得持有美元、英镑、黄金、白银，强力推行这种政策，把民间的贵金属全部收掉，你只能用它发行的金圆券，而金圆券越印越多，使国统区民不聊生。

我们北大的季羡林教授，前几年他就住在我们CCER(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后边，我们过年去看他，聊起老蒋的事很有意思。他当学生的时候，一个月七块大洋就过得很好了，这些钱足够他交学费、吃饭了，他有时出去时还可以坐坐黄包车，等到他当了教授，月收入提高了很多，那时候有一两百块、两三百块大洋，但到40年代中后期，物价涨得很离谱，季老领到钱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跑步去买米，而且跑慢了与跑快了米价都是不一样的，这是当年大学教授的生活，更不要讲普通老百姓了。还有个是费孝通的故事，《乡土中国》是他从美国回来以后40年代后期写的，写得非常短。后来有人就问费老说，那么好的学术著作你怎么写得那么短？他的回答就是因为通货膨胀。因为你必须写完就发表，发表就领稿费，领了稿费就跑去买米。这个流程不能打乱。所以如果写一部大著作，等写出来早就不值钱了。这就是通胀对人民生活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获得国家政权以后，在货币问题上接受了老蒋的教训，接管上海后的第一仗就是打通胀的仗。

当时外国人、国民党都等着看共产党的笑话，看它怎么收拾这个局面。

解决通货膨胀的办法就是增加生产，减少货币供应。讲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很困难。所以共产党刚刚进城时候的那些政策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当时怎么保障增加供应？

现实情况是战争已经毁了整个生产系统。资本家认为共产党来了要共产，都不敢开工生产。资本家不开工不生产东西，但货币还是这么多，最后货币可不就是毛了吗？

我是上海人，过去听父母讲，当时上海人人都在囤积，一领了钱就跑步去买米。剩下的钱就囤东西，有囤毛巾的，有囤纸张的，每个人都在囤东西，只有实物才能保值。

但是陈云组织把煤炭和大米源源不断地背进上海。三野后来就组织部队不断往上海背米，你囤我就供应，要一直供应到让市场上的米价撑不住。预期都是过了一定临界点后才会破。粮商看你还有便宜的米，他再囤，直到钱也没有了，仓库也没空的了，最后他看市场上米的价格比他进货时候还要便宜了，那他不就要亏了吗？这时他就往外吐。这样物价就平了。所以上海是靠一黑(煤炭)一白(大米)把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收拾了。

当然更重要的一招是旧币换新币。解放区当时也印了好多钱，各个根据地的钞票五花八门，东北就有十几二十多种，当时叫解放票。中国中央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南汉宸的回忆录里说，他当时就跟中央讲，说我们解放军占领了北京，不能像八国联军进北京一样。后来他做的一项工作就是统一货币，一万块换成一块，等于是一次币制改革。那次改了以后新中国在货币问题上一直是比较谨慎，特别是陈云管经济的时候。那时他老讲三大平衡，其中一个就是货币平衡。

但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货币体系也出过问题，最突出的大概就是1958年、1959年“大跃进”时候。

冒进的政策背后要有货币基础，实际上1958年、1959年超发货币情况也是蛮厉害的。流入到市场中的钱多了，商品没有相应增加，甚至在1961年、1962年时还出现了供应量减少，不管是东方社会主义还是西方资本主义，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即钞票就会发毛。但那时与现在不同之处在于，那时是所谓计划时代，我们对价格是进行管制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后来叫做隐性的通货膨胀。就是在计划体制下，物价没有变化，鸡蛋总是五分钱一个，但常常买不到。因为钱比货多，鸡蛋一来就卖光了。我们国家后来出现的排队、发票子，其实都是因为隐性通胀。

隐性通胀在中国持续了好多年。苏联也有相同的遭遇。当时苏联老大妈上街就背个大口袋，一看到排队也不管卖什么就跟着排上去，因为不排的话家里生活就会有问题。匈牙利有个经济学家把计划经济下出现的这种情况叫短缺经济。

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老是生产过剩，东西都卖不掉？我们却老是短缺？这个谜今天看来很好破解，其实就是因为物价管制加上钞票偏多。

市场上的隐性通胀很严重。那后来怎么解决问题？

陈云在第一代领导人当中是最懂经济的一个，他知道问题出在票子太多，那就回笼货币，那么怎么把发出去的钱给收回来呢？当时想了很多办法。当年国家就用很少的外汇进口了一批伊拉克蜜枣，然后高价在市场上卖。市场上不是没有农副产品吗？就把伊拉克蜜枣价定得很高，记得上海卖到5块人民币一斤。就通过伊拉克蜜枣把一部分货币回收回来了。

陈云还提议，用外汇进了一些比较好的面粉，加上黄豆粉，用来做高级点心，然后放开这个市场。

北京财贸战线的人后来回忆陈云时，说到这个事，因为当时计划时代的人还没做过高级点心，做完送到中南海给陈云看。陈云看了以后就批评说做得这么粗糙，这怎么能高价卖？拿回去重做。后来改了模具，把这点心做得比较好一点了，然后高价卖。

还有一条是开放高价饭馆。1962-1964年时，北京、上海有很多高价饭馆。我的父母后来跟我讲，建国以后所有储蓄，就在那几年全部吃光了，因为我那时还很小，要长身体，所有东西都是定量供应，老吃不饱。我记得有了高价饭馆以后，我们好开心，一到周末父母就带着我们下馆子。而开放高价饭馆其实就是回笼票子，就把票子收回去了，多发的票子收回去以后，物价就比较平衡一点了。60年代后期国民经济形势好一点就跟这次回笼货币有关。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有过两次超发货币。第一次是1978年。当时因为农民穷了几十年，一毛钱一斤粮食从农民手里收了几十年，这是农民给国家工业化做的贡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上，陈云就说农民太苦了，要让农民休养生息，减少农村征购的任务。

那怎么满足城市需求啊？第一个举措是用外汇进口一部分粮食，第二个举措是提高国家对农副产品收购的价格，

但是农副产品价格提高后，城市里国家机关公务人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人员还是低工资。过去之所以实行低工资，就是因为物价低。为什么物价低？就是因为压低农副产品价格，这是计划经济时代最重要的几个法宝，牵一发而动全身。

国家收购农产品的价格高于城市卖的农副产品价格，财政就出现了赤字。当时财政盘子很小，赤字大概就有两三百个亿。还用老办法，财政有窟窿，人民银行多印一点钱，使财政收支平衡。第二年又有窟窿，再多印钱。这么连续超发货币，1985年以后市场上就看出来了。

1984年，北大学生国庆游行的时候打出“小平你好”的横幅。1985年以后牢骚、怪话、异见就开始多了。这当然有各种原因，其中一个经济原因就是票子开始发毛(钞票贬值)，物价上涨的压力开始逼近。

1980年、1988年、1993年，弗里德曼三次来中国都是通货膨胀比较高的时候。他是货币主义者，讲来讲去就这一条。不管是什么主义什么国家，票子多了，物价一定要上涨，通货膨胀是个货币现象。这个规律全球是一致的。

实际上1986年-1988年是以前累积的通货膨胀释放过程。最严重的是1988年。中国不得不面对物价上涨的问题，所以从1988年3月份邓小平见外宾就不断讲价格要放开，要进行价格闯关。当时为了进行物价改革，在物价改革决定之前大概半个月的时候，先放开了名烟名酒价格，20来块的酒一下子就变成200块，涨了10倍，香烟差不多也涨了这么多倍。于是老百姓就得出一个简单公式，价格放开就等于物价涨10倍。所以人们一听价格要改革，他先把下个月的米买回来再说。于是谁也没料到，1988年那次《中共中央关于改革物价工资体系的决定》一发表，竟变成了一个抢购动员令。

没人好好学习中央的决定，都去买东西了。这就是货币偏多的情况下，价格一旦放开，隐性通胀就变成显性通胀了，有价无市变成了商品价格急剧往上冲。

就在几个礼拜里，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大概一下子比正常情况上涨了两三百个亿，很多商店都卖空了。凡是不要票不要本的东西见什么买什么。最厉害的是挤兑。人们为了要抢购就要把银行的存款拿出来，这下银行傻眼了，因为银行的钱已经全部用到基建项目里去了。现在那么多人同一时间取钱，哪能应付？前头的人领不出钱来，后头的老头老太就急了。这个局面还怎么稳定？

后来中央出来声明，价格改革要持续五年以上。现在就是要控制物价，谁也不准涨价。我记得国务院还发了明码电报给各地，共产党员，国家机关干部，不准到银行取钱。后来总算把局面稳定住了。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次，政府货币发行超过经济增长需要，引起了这么大的麻烦。

第二次是1993年。实际上是阴差阳错导致的结果，当时为了回收80年代初期多发的货币，1989年-1991年，中国政府实行了严厉的宏观调控措施，控制基建规模，控制投资规模，就是要消化多余的货币。那时的经济增长率非常低，增长率只有1%-2%。

当时这样收缩了两三年后，过度货币回收差不多了。邓小平在南方说经济增长不能这么慢要加快，中国还是要发展。

南方一些银行就把贷款额度全部发光，然后跟中央银行要钱，倒逼中央银行放款，于是中央银行也开始放款了，一下子基本建设1993年比上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几，1988年中国的CPI最高达到19%，1993年，1994年达到24%，这样下去一定要翻车！

后来据说邓小平很快明白了加快经济发展没有错，但是不能通过一下子发这么多票子来发展。朱镕基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调到北京当副总理主管经济工作，兼任央行行长。他当时主要任务就是关货币龙头。所有借出去的钱一道命令下去都要收回来。北京上海1994年房地产价格大概跌了一半以上。

当时许多人都批评朱镕基的调控，但事后看要没有这次调控中国经济这艘船早就翻了。朱镕基在三年之内把CPI从24%降到了3%以内。之后人大通过了《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财政出现赤字再也不得向人民银行透支。这是非常重要的，有了这部法律，货币发行一定要跟经济增长保持平衡这个原则才在制度上落实下来了。政府花钱只能第一靠税收，第二靠发债。做这样的自我约束，在发展中国家还真是不多。

1994年以后，财政向中央银行透支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开放环境下，货币发行遇到了被动多发的问题。外贸顺差导致大量的美元流进中国，因为中国实行外汇管制，企业赚到美元以后必须把它换成人民币。央行拿什么换？就是基础货币。在美元流入量很小的时候它不是个问题，中国过去多年封闭，没有多少外汇进来，而且国家外汇严重不足。可是我们没有想到外汇问题竟转变成这几年宏观经济不平衡的根源。

一元美元进来，八元多人民币就出去了。现在一个工作日流进中国的美元有26亿，每一元美元进来都是八元多人民币流进市场，这些钱全是基础货币，高能货币，带动多大的市场力量？

然后又组织短期央票去对冲回笼。但因为流出去的量太大，最后收不干净的部分进入市场，就在市场里头漫游。

国内前两年为什么经济那么热？现在大家都说是冬天，别忘了这个冬天前面有个非常炎热的夏天，热得离谱。什么价格没有飞涨过？CPI是最后涨起来。2007年5月CPI涨之前，其他资产的价格早就涨得离谱了。为什么会涨？购买力摆在这里啊！政府还去压供给，先是钢铁，电解铝，水泥三大行业过热，派工作组去压，压不下去。因为市场有需求，工厂怎么关得了？越关价格越高，后来又说九大行业过热。

九大行业过热还没有解决，房地产又开始升温，房地产价格涨得很多人都忘了2003年以前的房价是多少。季老当年是跑步买米，这两年我们是跑步买房。不买房更贵，每月涨10%，一个房价就把中国人民分裂成两大集团，买上房的越涨越高兴，因为家庭财产增加了。没买上房的真要急死，工资追不上房价啊！

经济学家讲什么话也不对，后来干脆闭口不讲房地产问题。如果要讲这问题至少有一半人要跟你没完没了。那已经不是学术讨论了，那是利益冲突。

中央管了这个城市，那个城市又涨，一线城市捂住二线三线又涨。国务院为了抑制房价发了多少文件，房价还在涨。之后股市也开始升温，一年半的时间里，上证指数就从1000多点升到6200点。股市以外，哪一个投资品这几年没热过？古钱、字画、普洱茶，价格都涨得离谱。还有邮票、红木家具、瓷器、字画这两年价格都是飞涨。齐白石的画贵，毕加索的画贵，这都好懂，因为这些画家都死了。但现在中国艺术品市场炒活着的画家，这也是在世界艺术品市场上没见过的。因为作者还活着，他会对价格飞涨做出反应，天天画，从早画到晚，这就不是有限供给的产品了，那画的投资价值怎么守得住？

先是让很多家庭、企业高兴得不得了，然后一个跟头扎下去，就这么折磨人。上证曲线也是尖尖地上去，然后满仓地掉下来，让长三角、珠三角的多少企业都关门了。企业关门不完全是受当时外部因素的影响，还因为很多公司把流动资本都投进股市了，因为觉得稳赚不赔啊！资产价格飞涨最大的问题是侵蚀了人们的工作伦理、企业家精神，让人们觉得根本不需要辛苦工作，根本不需要什么创新，数钱都数不过来了。很多炒股的人武功就因此被废了，不愿意再去好好上班了，不愿意再把一个产品好好做好了。所以货币出了问题，就得疗养一段时间。现在是冬天，冬天也有好处。脑子比较容易清醒，想清楚什么叫做经济增长。哪有天上掉馅饼这种事情？所以不要怨天怨地，大落之前有个大起。大起大落跟货币制度有关，跟这种法定货币的困境也有关系。

现在看来我们对于过量货币流到了哪里还缺乏认识。80年代很好懂的，政府只要头脑一热，基建项目上得多，基建项目投资100元钱里头，有40元钱肯定进了工资口袋。工资一涨人们立刻买农副产品，农副产品价格就跟着涨。CPI一涨政府就着急，因为老百姓的利益会受到侵害，然后就调控。现在钱多了以后首先不是冲击消费品市场，不是冲击农副产品，而是冲击投资品，在各种各样偶发因素的影响下，过量的货币会凝聚到某种投资品上，凝聚到哪种投资品上，哪种投资品价格就会飞涨，在微观上，人是很难抗拒这个力量的。

当然人民币超发有一个更大的背景就是美元超发的问题。

过去很多专家讲的也有道理，发展中国家如果把本币跟一个好的货币挂钩会有好的结果。因为发展中国家政权不稳定，掌权的人没有长远行为，今天上台了今天就开印钞机，所以发展中国家通常都会把货币搞得乱七八糟。如果发展中国家把自己的货币与美元挂钩，假定美元是好货币，就不能滥发了。这个逻辑我直到今天也还是承认。

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几年中国自己倒是有了自律，特别是1994年那场改革后，我们把财政动机超发人民币这个龙头关上了。但是倒过来看这几年美元超发得一塌糊涂。美国调控货币的办法是通过联储基准利率，简单讲基准利率升高就是减少货币供应量，降低就是扩大货币供应。1999年美联储的基准利率是9%，现在快降到0了。

在美国过量的钱里面，有很大一块不是美国人民储蓄得到的钱，而是外国人把钱借给美国人花。列宁当时说：帝国主义国家是资本输出，在全球食利，现在是发展中国家把钱借给美国人。

说到底因为美元是世界主要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二次大战以后美国做了个承诺，任何国家央行可用持有的美元换黄金，36美元换一盎司的黄金。昨天金价是多少呢？1000美元了。所以美国人没有很好地履行他当年的承诺。特别是60年代末打越战时，财政大窟窿最后也是靠发票子解决的。最后到1971年时尼克松宣布，美国关闭黄金窗口，1944年承诺不算了。世界各国持有的美元我不给你换黄金了，我黄金窗口关了。说穿了这就是往地上一躺耍无赖啊！这真是把全世界给坑了一把。如果美元不断地松，人民币又跟它挂钩，那通胀就会引进中国。所以前两年各种资产价格涨得离谱。

现在世界各国政府又开始比赛发货币，这样做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如果不发，短期就受不了。但即使能躲过这一灾，下一次就会有更大的灾难。这是对货币分析得出的基本结论。(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中心教授。本文由演讲录音整理，未经作者本人审定)■ (本文来源：新民周刊 )

原文网址：http://focus.news.163.com/09/0603/12/5ASOU58000011SM9_6.html

5月31日，受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邀请，美国总统奥巴马特别代表、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抵达北京展开了对中国为期三天的正式访问。6月1日，作为北京大学校友的盖特纳访问北京大学，拜会校领导及其当年的中文老师，并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为经济复苏与增长加强合作》的演讲。

                                  （图片来源于北京大学新闻网）

以下是盖特纳这次演讲的英文全文：

Speech by Secretary Geithner –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ooperating for Recovery and Growth Treasury Secretary Timothy F. Geithner Speech at Peking University – Beijing, China June 1st, 2009             It is a pleasure to be back in China and to join you here today at this great university.              I first came to China, and to Peking University, in the summer of 1981 as a college student studying Mandarin.  I was here with a small group of graduate and undergraduate students from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I returned the next summer to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We studied reasonably hard, and had the privilege of working with many talented professors, some of whom are here today.  As we explored this city and traveled through Eastern China, we had the chance not just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your history and your aspirations, but also to begin to see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your eyes.              Over the decades since, we have seen the beginnings of one of the most extraordinary economic transformations in history.  China is thriving.  Economic reform has brought exceptionally rapid and sustained growth in incomes.  China’s emergence as a major economic force more fully integrated into the world economy has brought substantial benefits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o economies around the world.               In recognition of our mutual interest in a positive, cooperative, and comprehensive relationship, President Hu Jintao and President Obama agreed in April to establish the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Secretary Clinton and I will host Vice Premier Wang and State Councilor Dai in Washington this summer for our first meeting.  I have the privilege of beginning the economic discussions with a series of meetings in Beijing today and tomorrow.              These meetings will give us a chance to discuss the risks and challenges on the economic front, to examine some of the longer term challenges we both face in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a more balanced and sustainable recovery, and to explore our common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form. Current Challenges and Risks       The world economy is going through the most challenging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tress in generations.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predicts that the world economy will shrink this year for the first time in more than six decades. The collapse of world trade is likely to be the worst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he lost output, compared to the world economy’s potential growth in a normal year, could be between three and four trillion dollars.       In the face of this challenge,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working together to help shape a strong global strategy to contain the crisis and to lay the foundation for recovery.  And these efforts, the combined effect of forceful policy actions here in China,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other major economies, have helped slow the pace of deterioration in growth, repair the financial system, and improve confidence.  In fact, what distinguishes the current crisis is not just its global scale and its acute severity, but the size and speed of the global response. At the G-20 Leaders meeting in London in April, we agreed on an unprecedented program of coordinated policy actions to support growth, to stabilize and repair the financial system, to restore the flow of credit essential for trade and investment, to mobilize financial resources for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through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to keep markets open for trade and investment.  That historic accord on a strategy for recovery was made possible in part by the policy actions already begun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moved quickly as the crisis intensified with a very forceful program of investments and financial measures to strengthen domestic dem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first weeks of the new Administration, we put in place a comprehensive program of tax incentives and investments – the largest peace time recovery effort since World War II – to help arrest the sharp fall in private demand.  Alongside these fiscal measures, we acted to ease the housing crisis.  And we have put in place a series of initiatives to bring more capital into the banking system and to restart the credit markets.   These actions have been reinforced by similar actions in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In contrast to the global crisis of the 1930s and to the major economic crises of the postwar period, the leaders of the world acted together.  They acted quickly.  They  took steps to provide assistance to the most vulnerable economies, even as they faced exceptional financial needs at home.  They worked to keep their markets open, rather than retreating into self-defeating measures of discrimination and protection.  And they have committed to make sure this program of initiatives is sustained until the foundation for recovery is firmly established, a commitment the IMF will monitor closely, and that we will be able to evaluate together when the G-20 Leaders meet agai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fall.  We are starting to see some initial signs of improvement.  The global recession seems to be losing forc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pace of decline in economic activity has slowed.  Households are saving more, but consumer confidence has improved, and spending is starting to recover.  House prices are falling at a slower pace and the inventory of unsold homes has come down significantly.  Orders for goods and services are somewhat stronger.  The pace of deterioration in the labor market has slowed, and new claims for unemployment insurance have started to come down a bit.  The financial system is starting to heal.  The clarity and disclosure provided by our capital assessment of major U.S. banks has helped improve market confidence in them, making it possible for banks that needed capital to raise it from private investors and to borrow without guarantees.  The securities markets, including the asset backed securities markets that essentially stopped functioning late last year, have started to come back.  The cost of credit has fallen substantially for businesses and for families as spreads and risk premia have narrowed.           These are important signs of stability, and assurance that we will succeed in averting financial collapse and global deflation, but they represent only the first steps in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recovery.    The process of repair and adjustment is going to take time.  China, despite your own manifest challenges as a developing country, you are in an enviably strong position.  But in most economies, the recession is still powerful and dangerous.  Business and households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in many countries, are still experiencing the most challenging economic and financial pressures in decades.  The plant closures, and company restructurings that the recession is causing are painful, and this process is not yet over.  The fallout from these events has been brutally indiscriminant, affecting those with little or no responsibility for the events that now buffet them, as well as on some who played key roles in bringing about our troubles. The extent of the damage to financial systems entails significant risk that the supply of credit will be constrained for some time.  The constraints on banks in many major economies will make it hard for them to compensate fully for the damage done to the basic machinery of the securitization markets, including the loss of confidence in credit ratings. After a long period wher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ok on too much risk, we still face the possibility that  banks and investors may take too little risk, even as the underlying economic conditions start to improve.  And, after a long period of falling saving and substantial growth in household borrowing relative to GDP, consumer spend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restrained for some time relative to what is typically the case in recoveries.              These are necessary adjustments.  They will entail a longer, slower process of recovery, with a very different pattern of future growth across countries than we have seen in the past several recoveries.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Future Growth             As we address this immediat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 it is important that we also lay the foundations for more balanced, sustained growth of the global economy once this recovery is firmly established.  A successful transition to a more balanced and stable global economy will require very substantial changes to economic policy and financial regulation around the world.  But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ose changes will have to com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ow successful we are in Washington and Beijing will be critically important to the economic fortunes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 effectiveness of U.S. policies will depend in part on China’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yours on ours.  Although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tart from very different positions, many of our domestic challenges are similar.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are working to reform our health care system,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to rebuild our infrastructure, and to improve energy efficiency.  These reforms are essential to boosting the productive capacity of our economy.  These challenges are at the center of your reform priorities, too.  We are both working to reform our financial systems.  In the United States, our challenge is to create a more stable and more resilient financial system, with stronger protections for consumer and investors.   As we work to strengthen and redesign regulation to achieve these objectives, our challenge is to preserve the core strengths of our financial system, which are its exceptional capacity to adapt and innovate and to channel capital for investment in new technologies and innovative companies.  You have the benefit of being able to learn from our shortcomings, which have proved so damaging in the present crisis, as well as from our strengths.   Our common challenge is to recognize that a more balanced and sustainable global recovery will require changes in the composition of growth in our two economies.  Because of this, our policies have to be directed at very different outcomes.  In the United States, saving rates will have to increase, and the purchases of U.S. consumers cannot be as dominant a driver of growth as they have been in the past.  In China, as your leadership has recognized, growth that is sustainable growth will require a very substantial shift from external to domestic demand, from an investment and export intensive driven growth, to growth led by consumption. Strengthening domestic demand will also strengthen China’s ability to weather fluctuations in global supply and demand. If we are successful on these respective paths, public and private sa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increase as recovery strengthens, and as this happens, our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will come down.  And in China, domestic demand will rise at a faster rate than overall GDP, led by a gradual shift to higher rates of consumption.   Globally, recovery will have come more from a shift by high saving economies to stronger domestic demand and less from the American consumer.  The policy framework for a successful transition to this outcome is starting to take shape.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are putting in place the foundations for restoring fiscal sustainability.  The President in his initial budget to Congress made it clear that, as soon as recovery is firmly established, we are going to have to bring our fiscal deficit down to a level that is sustainable over the medium term. This will mean bringing the imbalance between our fiscal resources and expenditures down to the point - roughly three percent of GDP — where the overall level of public debt to GDP is definitively on a downward path.  The temporary investments and tax incentives we put in place in the Recovery Act to strengthen private demand will have to expire, discretionary spending will have to fall back to a more modest level relative to GDP, and we will have to be very disciplined in limiting future commitments through the reintroduction of budget disciplines, such as pay-as-you go rules. The President also looks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Congress to further reduce our long-run fiscal deficit. And, critical to our long-term fiscal health, we have to put in place comprehensive health care reform that will bring down the growth in health care costs, costs that are the principal driver of our long run fiscal deficit.  The President has also proposed steps to encourage private saving, including through automatic enrollment in retirement savings accounts.              Alongside these fiscal actions, we have designed our policies to address the financial crisis to carefully minimize risk to the taxpayer and to allow for an orderly exit or unwinding as soon as conditions permit. Across the various financial facilities put in place by the Treasury, the Federal Reserve, and the FDIC, we have been careful to set the economic terms at a level so that demand for these facilities will fade as conditions normalize and risk premia recede.  Banks have a strong incentive to replace public capital with private capital as soon as conditions permit.              Let me be clear - the United States is committed to a strong and stabl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fully recognize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special responsibility to play in this regard, and we fully appreciate that exercising this special responsibility begins at home. As we recover from this unprecedented crisis, we will cut our fiscal deficit, we will eliminate the extraordinary governmental support that we have put in place to overcome the crisis, we will continue to preserve the openness of our economy, and we will resolutely maintain the policy framework necessary for durable and lasting sustained non-inflationary growth. In China, the challenge i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and at least as complex.  Critical to the success of your efforts to shift future growth to domestic demand are measures to raise household incomes and to reduce the need that households feel to save large amounts for precautionary reasons or to pay for major expenditures like education.  This involves strengthening the social safety net with health care reform and more complete public retirement systems, enacting financial reforms to help expand access to credit for households, and providing products that allow households to insure against risk.  These efforts can be funded through the increased collection of dividends from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economy will shift as domestic demand grows in importance, with a larger service sector, more emphasis on light industry, and less emphasis on heavy, capital intensive export and import-competing industries.  The resulting growth will generate greater employment, and be less energy-intensive than the current structure of Chinese industry.  Allowing the market, interest rates, and other prices to function to encourage the shift in production will b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An important part of this strategy is the government’s commitment to continue progress toward a more flexible exchange rate regime.  Greater exchange rate flexibility will help reinforce the shift in the composition of growth, encourage resource shifts to support domestic demand, and provide greater ability for monetary policy to achieve sustained growth with low inflation in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form       These are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omestic economic challenge we face, and these issues will be at the core of our agenda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But I think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core that we also have a very strong interest in working together to strengthen the framework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ooperation.   Let me highlight three important areas.       At the G-20 Leaders meeting, we committed to a series of actions to help reform and strengthen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       As part of this, we agreed to put in place a stronger framework of standards for supervision and regulation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We expanded and strengthened the 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 now renamed the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China and other major emerging economies are now full participants, alongside the major financial centers, in this critical institution for cooperation.  We will have the chance together to help redesign global standards for capital requirements, stronger oversight of global markets like derivatives, better tools for resolving future financial crises, and measures to reduce the opportunities for regulatory arbitrage.        We also committed to an ambitious program of reform of the IMF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Our common objective is to reform the governance of these institutions to make them more representative of the shifting balance of economic and financial activity in the world, to strengthen their capacity to prevent future crisis, with stronger surveillance of macroeconomic, exchange rate, and financial policies, and to equip them with a stronger financial capacity to respond to future crises. We also committed to mobilize $500 billion in additional finance through the enlargement and membership expansion of the IMF’s New Arrangements to Borrow in order to provide an insurance policy for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As part of this process of reform, the United States will fully support having China play a role in the principal cooperative arrangements that help shape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 role that is commensurate with China’s importance in the global economy. I believe that a greater role for China is necessary for China, for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emselves, and for the world economy.  China is already too important to the global economy not to have a full seat at the international table, helping to define the policies that are critical to the effective function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Second, we must cooperate to assure that the global trade and investment environment remains open, and that opportunities continue to expand.  As economies have become more open and more closely integrated, global economic growth has been stronger and more broad-based, bringing increasing numbers out of poverty, and turning developing nations into major emerging markets.    The global commitment to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increasingly open investment played a critical role in this process – in the industrialized world, in East Asia, and, since 1978, in China.  As we go through the severe stresses of this crisis, we must not turn our backs on open trade and investment - for ourselves and for those who have yet to experience the fruits of growth and development.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other members of the G20 have committed to not resort to protectionist measures by rais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barriers and to work toward a successful conclusion to the Doha Development Round.  And third, one of the most critical long-term challenges that we both face is climate change.  Individually and collectively,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ensure that each and every country takes meaningful action to deal with this threat.  Reducing land and forest degradation, conserving energy, and using clean technology are important objectives that complement both our efforts to achieve a new, sustainable pattern of growth and our goal of reducing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lready are working closely through the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in areas such as clean transportation, clean and efficient production of electricity, and the reduction of air and water pollution.  We must continue these efforts for the sake of our natio ns and the planet. Conclusion In the last few years the frequency, intensity, and importance of U.S.-China economic engagements have multiplied.  The 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that President Obama and President Hu initiated in April is the next stage in that process.  I look forward to welcoming Vice Premier Wang, State Councilor Dai and their colleagues to Washingt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Our engagement should be conducted with mutual respect for the traditions, values, and interests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e will make a joint effort in a concerted way "同心协力".   We should understand that we each have a very strong stake in the health and the success of each other’s economy.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dividually, and together, are so important in the global economy and financial system that what we do has a direct impact on the stability and strength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Other nations have a legitimate interest in our policies and the ways in which we work together, and we each have an obligation to ensure that our policies and actions promote the health and stability of the global economy and financial system.             We come together because we have shared interests and responsibilities.  We also have our own national interests.   I will be a strong advocate for U.S. interests, just as I expect my counterparts to represent China’s.  China has benefited hugely from open trade and investment, and the ability to greatly increase its exports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turn, we expect increased opportunities to export to and invest in the Chinese economy.    We want China to succeed and prosper.  Chinese growth and expanding Chinese demand is a tremendous opportunity for U.S. firms and workers, just as it is in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Global problems will not be solved without U.S.-China cooperation.  That goes for the entire range of issues that face our world from economic recovery and financial repair to climate change and energy policy.  I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you cooperatively, and in a spirit of mutual respect.

原文来源：http://www.treasury.gov/press/releases/tg152.htm

    作者：连雯　　　来源：《华盛顿观察》2009年第17期 

  医疗保险一直是美国人的一块“心病”。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入，美国失业率的不断攀升，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顾得了肚子，顾不得身体。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一个倡导健康保险的组织“美国家庭”说，年龄在65岁以下，在2007年到2008年的某个阶段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将近8700万。

连雯，《华盛顿观察》2009年第17期，5/6/2009

美3255万人靠粮食券糊口

   美国联邦农业部5月4日表示，领取粮食券的人数连续三个月破纪录，最新数据显示，领粮食券的人数已经增加到3,255万人，相当于每十个美国人中就有超过一人领粮食券。美国人口有3亿零640万人。

连雯，《华盛顿观察》2009年第17期，5/6/2009

 最近一段时间,美国接连发生了几起造成严重人员伤亡的枪击案件,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下面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最近1个月内美国所发生的几起最严重的枪击案：

3月10日，美国亚拉巴马州一名男子开枪打死10人后自杀，受害者包括他的母亲、奶奶、叔叔和2个堂兄弟。
    3月15日，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的一名男子在枪杀了包括妻子在内的4个人之后自杀身亡。

3月21日，一名美国男子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奥克兰市开枪打死3名美国警察，并打伤另一名警察，凶手本人也被警方击毙。
    3月29日，一名美国男子持枪闯入北卡罗来纳州穆尔县迦太基镇的一所疗养院，开枪打死6人并打伤２人，伤者中包括一名警官。凶手在被警方击伤后被擒。
    4月3日上午，一名越南裔美国人闯进纽约州宾厄姆顿市中心的公民协会开枪行凶，造成14人丧生，4人受伤。死亡者当中包括4名中国公民。

4月4日，美国东部城市匹兹堡市发生一起枪击案，一名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开枪打死3名警察，并打伤另外5名警察，其本人也负伤被擒。

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美国接连发生了6起严重的枪击案，其案发密集度确实有点令人震惊。美国作为一个允许公民合法拥有枪支的国家，其枪支政策在国内外早就引起了不少的争议。相信最近发生的这些严重枪击案，将会更进一步推动美国国内关于禁枪的各种讨论和博弈。  

那么，美国最近频发的这些枪击大案能够说明哪些问题呢？

枪击大案才能广泛曝光，实际问题更严重

   事实上，据有关媒体报道，近年来，美国平均每年约有3万人死于各种枪击事件，其中大部分都属于谋杀。如果这个统计数字基本准确的话，那就是说，美国平均每天都会有80至100人左右死于各种枪击事件。相对于这个数字来看，上面介绍的美国最近发生几起严重枪击案中，造成人员死亡最多的纽约州宾厄姆顿枪击案中死亡的14人，大约也只占美国平均每天枪击死亡人数的六分之一。由此可见，美国每天都有发生的更多的小型枪击案根本就没有得到曝光。媒体集中报道的，也只不过是那些造成人员伤亡比较严重的枪击案，美国真实的枪击案发生频率，要比大多数人想象的都更加严重。

    目前美国有3亿多人口，据估计，美国私人拥有的枪支约有2.5亿支，这也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更严重的是，美国私人拥有的枪支并不限于手枪一类的短枪，美国公民可以合法拥有威力巨大的步枪、霰弹枪、冲锋枪甚至是机枪等军用枪支。在上面提到的匹兹堡枪击案中，犯罪分子使用的就是一支大名鼎鼎的AK-47冲锋枪。这种冲锋枪因为杀伤力巨大，早前一直被美国政府禁止销售，但几年前禁售法令到期后没有再延续，于是美国人也就可以合法拥有这种武器了。结果，2天前一名退役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就用这种枪支，现身为美国人演示了这种武器的巨大威力。

近年来，美国社会枪支泛滥及其所引发的严重社会问题，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的关注和反思。在当前美国面临严重经济危机的情况下，美国的枪击案看上去有广泛“爆发”的迹象，这种情况就更加令人担心了。

合法拥有枪支能使美国人感到更安全吗？

在美国这样一个几乎人手一枪的社会，美国公民能否因为自己拥有枪支而感到更加安全呢？

这个问题是很难有准确的答案的。因为个人安全感的有无取决于多种影响因素，不同地位和生活在不同环境中的人，对这个问题的体会肯定是有差异的。单就拥有枪支来说，它对个人安全感的有无同时具有正的影响和负的影响。这是因为，一个人自己拥有了枪支，便拥有了一定的自卫能力，这无疑能增加他（她）的安全感；但是，如果周围的人都拥有了枪支，那么这些人对自己所构成的潜在威胁，显然要比一群没有枪支的人所构成的威胁大得多，这无疑又会削弱个人的安全感。

枪支是一种危险的武器，即使掌握枪支的人没有去进行犯罪的意识，但一旦他（她）的精神出了问题，难以控制自己的行为，那么其手中的枪支也会对他人构成一种很大的威胁。在媒体所报道的诸多美国枪击案中，其中有不少当事人就是因为精神出了问题才开枪滥杀无辜的。

笔者有一次在华盛顿乘坐地铁，就曾亲眼看到过一个美国人在地铁上精神出现问题。那是一个瘦削的中年白人妇女，她坐在座位上，伸出右手，随着地铁前进的节奏而一探一缩，嘴里还发出模仿地铁声的古怪声音，全然不顾她旁边及周围乘客投向她的那种鄙夷而又警惕的眼神。当时笔者坐在离她不远的地方，看到这种情景就忍不住想，如果她突然掏出一支手枪并向周围的人开枪怎么办？想来想去，最终感到如果她掏出了枪支，那还真是比较麻烦。

当然，如果一个人精神病发作和行为失控，即使其手中没有枪支，也有可能对周围无辜的人造成严重伤害。但是，如果这个精神病人手中拿的是一把刀，那么受威胁的人还有反抗和逃跑的余地，而如果他（她）拿的是一支枪的话，其威胁性显然会增大很多倍。这也是一个事实。虽然美国法律规定在销售枪支时，必须要询问购买者是否有犯罪记录和是否有精神病等问题，但很明显，这种售前甄别局限性很大，很多有精神问题的人并不能被准确排除。

有些主张保护公民拥枪权的美国人认为，如果允许公民拥有枪支，那么公民在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就可以用枪进行自卫。但是，在媒体所广泛报道的这些严重枪击事件中，我们注意到，受害人几乎没有人曾在事件发生过程中拔枪自卫（去抓捕罪犯的警察除外）。这确实比较令人失望。

毫无疑问的是，随着美国社会枪支泛滥，认为枪支影响了人身安全和社会治安的美国人已经越来越多了。近年来美国社会上要求禁枪的呼声越来越高，各种禁枪运动如火如荼，便是对此的一个证明。

作为一个中国人，坦率地讲，当我走在美国城市的大街上时，我感到自己的安全感要比走在国内大街上时的安全感低。我的一个基本想法就是，不要得罪任何一个美国人，因为你不知道他身上有没有带枪，你更不知道他是不是精神正常，会不会稍受刺激就拔枪射击。因为我自己是赤手空拳的，如果面对的是一支枪，那可真是太吃亏了。

当然了，这也许跟自己是在人家的地盘上也有关。对那些对枪支社会早已经习惯了的美国人来说，也许这已经不是问题了。因为，遇上持枪疯子的几率，总归来说应该还是比较低的吧。

公民拥有枪支可以保证他们推翻暴政的权力？

很多主张保护公民拥枪权的美国人（甚至一些中国人）认为，公民拥有枪支，可以使公民在遇到暴政时有能力起来反抗，这就使得统治者不敢肆意侵犯公民的利益，从而使公民的各项权利得到保障。应当说，在美国宪法规定保护公民拥枪权的时候，这的确是一条重要的考虑。从某种意义上说，公民反抗能力的增强，也有助于提高他们保护自己权益的能力。

但是，在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这一理论事实上早已经站不住脚了。在世界各国中军事实力最为强大的美国，这一说法更是早已经不起推敲了。

李敖在一次演讲中就曾经讲过，在古代和近代，农民可以起义推翻政府，因为政府军手里拿的不过是刀和枪，而农民也可以拿到刀和枪；而现在，政府手里掌握的是坦克、大炮和军舰，你平民手里拿刀和枪就想推翻政府，根本是行不通的了。

就是这个道理。如果美国政府真的想保护公民推翻暴政的权力，那么它应该准许公民也可以拥有坦克、大炮和军舰等现代武器才行。否则，公民又哪有什么能力去推翻实施暴政的政府？

可见，至少对美国这样的现代国家来说，所谓公民拥枪能够保护他们推翻暴政的权利，其实是已经根本不成立的了。

取消美国公民拥有枪支的权利？难度非常大

众所周知，美国国民拥有枪支的权利是得到了美国宪法的保护的。美国国会于1791年通过的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明确规定“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容侵犯”。

要知道，在美国，一件事情如果得到了宪法的明确界定，那就具有了最高的权威，其影响力是会无比巨大的。多年以来，美国也一直有不少个人和团体积极活动，要求政府发布禁枪令，约束甚至取消公民合法拥有枪支的权利，但却一直难以奏效。这除了是因为美国的军火制造行业及长枪协会等各种利益集团及其代言人也在积极进行各种游说，力主保护公民的拥枪权外，应当说美国宪法对公民拥枪权利的保护，更是禁枪运动难以逾越的一道关卡。

因为根据美国宪法，如果要修改宪法，可以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美国参众两院有三分之二的议员支持并提出修正案，并得到全国四分之三的州的批准；第二种方式是，由全国三分之二的州议会提出请求，召集制宪会议，提出修正案，并经全国四分之三的州批准。（注：这第二种修宪方式从来没有被实践过）。这种对修宪程序的规定，决定了要修改美国的宪法是非常困难的。据称从美国宪法产生到现在，美国人总共曾提出过1万多条宪法修正草案，但最终得到通过成为宪法修正案的却只有27条。最近获得通过的第27条宪法修正案是1992年得到批准的，但这条修正案的草案却是在203年前的1789年提出的。修改美国宪法的难度，由此可见一斑。

与宪法保护同样重要的是，拥有枪支是美国社会文化的一部分，这种枪文化已经塑造出了数量巨大的既得利益者。这些记得利益者是禁枪的主要阻力。

我这里所说的既得利益者，并不仅仅是指美国的军火制造业和枪支销售商、射击培训团体和打猎、射击俱乐部等与枪支贸易有密切关系的团体。这些与枪支贸易有直接关系的团体无疑是美国反对禁枪的重要力量。但除此之外，其实美国大量持有枪支的公民个人，也是枪文化的既得利益者。在美国拥有枪支的个人和家庭当中，应当说大部分个人和家庭是喜爱枪支或需要枪支的，否则他们也不会去购买和拥有枪支了。对这个数量巨大的群体来说，如果你要禁枪，显然就会触犯他们的利益。而这数量巨大的枪民手中所掌握的选票，对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及对美国各级政府来说，都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巨大力量。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在美国搞禁枪，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此外，美国民间据说目前已经拥有2.5亿支枪，所以即使美国政府最终开始搞禁枪，想要收集回如此海量的流散枪支，恐怕也会极为困难。

因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美国的枪支问题将很难得到解决，美国公民合法拥有枪支的权利也将很难被取消。但随着严重枪击案的频发和社会上禁枪呼声的不断高涨，美国政府很有可能会陆续出台一些新政策，对枪支的销售和使用进行更加严格的管理。至于这类政策能够起多大作用，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最后，枪支问题固然是让美国政府头疼，但我认为其它国家也应该从美国的枪支问题中吸取教训，否则，恐怕到时候局面就难以收拾了。

       作者： 李焰，《华盛顿观察》2009年第6期，2/18/2009

         美国新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2月16日晚抵达日本东京，开始了她令人瞩目的亚洲之行。希拉里将沿着日本、印尼、韩国和中国的飞行路线进行一个星期的“穿梭外交“，传递奥巴马政府的外交信号。细心的美国观察家留意到，历史大语境已经把美国放在了不同的位置。这位女国务卿将一改美国“独大”的形象，以一颗“平常心”与亚洲国家倾谈。

李焰，《华盛顿观察》2009年第6期，2/18/2009 

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international_perspective_show.aspx?id=2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