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James F. Collins, Matthew Rojansky ；翻译：文迪；来源：《国际先驱论坛报》，2010年6月15日

    政治因素导致的吉尔吉斯斯坦种族冲突已造成100多人死亡。该国4月份推翻巴吉耶夫总统的统治后迈向自治的步伐， 有可能因此而出现倒退。
一个为创建该地区首个议会民主制国家而进行令人称道的改革的社会，目前正面临着内战一触即发、国家失败的局面。这是一个不祥之兆。
    奥什地区的暴力冲突仍在继续，并很有可能向吉尔吉斯斯坦的邻国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部分地区蔓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以下简称“北约”） 和美国必须立即与该地区的伙伴国家开展密切合作，以帮助恢复这一地区的安全。
    20年来，北约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冲突中扮演了警察的角色，而俄罗斯则单独在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扮演着这一角色。毫不奇怪，一方视为维护和平的行动，被另 一方贴上了野蛮占领的标签。
    吉尔吉斯斯坦危机为三个在该地区工作的多边机构提供了立即采取行动、建立互信，并证明在各方关系日益紧密却脆弱的欧亚安全空间中可以开展多边合作的机会。 这三个机构是北约、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S.T.O.，一个由独联体七国组成的联盟，现任主席国是亚美尼亚）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 以下简称“欧安组织”）。
    俄罗斯和北约都在吉尔吉斯斯坦派驻了军队。这种情形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它们都不能允许那里发生的暴力行为摧毁脆弱的吉尔吉斯斯坦临时政府，或使该地区 陷入更大规模的种族战争的泥潭之中。
    而且，对吉尔吉斯斯危机做出回应并恢复该地区的稳定局面，是北约必须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欧安组织共同承担的责任。2008年，它们没能阻止或缓和俄罗斯 与格鲁吉亚之间爆发的战争，现在，它们必须成功地阻止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的地区性暴力事件进一步升级或扩散。
这就要求美国和俄罗斯作为这些组织中的主要安全合作伙伴，放弃它们过时的传统思维模式，聚焦于它们在欧亚安全问题上的根本共同利益。
尽管吉尔吉斯斯坦临时政府请求俄罗斯军队帮助维护本国的秩序，但莫斯科把这一请求转交给了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该组织本周一作出决议，决定向吉尔吉斯斯坦提 供“全面援助”。
    最近几年来，俄罗斯努力推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与上海合作组织（一个包括俄罗斯、中国和中亚四国的安全论坛）签署合作协议，并试图创建一支长期稳定的快速反 应部队——这项工作尚在推进之中，以此来增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能力。一些西方人士把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视为俄罗斯扩张其势力范围的工具，因此，他们不乐于 看到北约或欧安组织与之直接打交道。
    然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确效力于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集体安全和稳定方面的正当利益。其主要作用是保护中亚地区的能源供应线，阻断在不安全的俄罗斯边境 泛滥的毒品、武器和人口交易。目前，吉尔吉斯斯坦正处在危机之中。如果美国和北约此时不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开展合作，那么此举将错误地向世人昭示，它们更 感兴趣的是削弱俄罗斯的影响力，而不是维护该地区的安全。
    但是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并不是唯一一个对防止中亚的政治和种族暴力演变成更大范围的战争负有责任的多边安全组织。
    由56个欧洲、亚洲和北美成员国组成的欧安组织，与北约、俄罗斯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成员国共同承担着防止冲突、保护边界和维护和平的使命。
尽管自上世纪70年代创建以来，欧安组织的工作记录内容繁杂，功过兼备，但它偶尔也扮演过防止冲突和维护和平的重要角色。例如上世纪90年代中期，它曾在 波斯尼亚代表联合国接管该地区。
    目前，担任欧安组织轮值主席国的国家是与吉尔吉斯斯坦北部接壤的内陆大国——哈萨克斯坦。这显然给欧安组织迎接挑战、消除该地区的安全威胁提供了良机。
    美国和北约之所以在中亚地区派驻军队，部分原因是为了支持它们在阿富汗进行的反恐战争。对它们来说，在此危急关头抛弃陈腐的观念，向吉尔吉斯斯坦提供任何 可能的援助，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欧安组织全面合作并建立伙伴关系，恰逢其时。
这种援助的核心内容， 首先必须是在更多的无辜平民遭到屠杀之前，帮助平息奥什地区的暴乱，以便脆弱的吉尔吉斯斯坦临时政府能够得到机会，回到重新谋求自治的道路上来。
    美国和北约不仅要向吉尔吉斯斯坦临时政府，而且要向它们天然的地区合作伙伴——包括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欧安组织——伸出援手。这样才足以证明它们关心欧亚 地区安全问题的诚意。
    奥什地区的杀戮行为必须停止；无辜平民和他们的财产必须得到保护，以免受到进一步的攻击和掠夺；紧张局势必须得到平息，以便吉尔吉斯斯坦临时政权能够回到 自治的轨道上来。
    最近发生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悲剧性事件，不仅仅反映了该国政治上的失败。这些事件还对欧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面临的共同安全问题，提出了决定性的挑战。
（文迪译）

转自：《卡内基中国透视》。

   最近，吉尔吉斯斯坦国内发生的骚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其实也因为这个问题而头疼不已。

   因为吉尔吉斯斯坦是中国的邻国，紧邻中国新疆，并且它还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因此吉尔吉斯斯坦国内的动荡，有可能会影响其它邻国的安全与稳定，包括中国。

   更危险的是，如果吉尔吉尔斯斯坦国内政局长期动荡，那么它将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所谓的失败国家。而这样的一种政治环境，很容易会导致极端主义势力的滋生和增长。目前吉国的一名前议员已经声称，如果俄罗斯不及时向吉尔吉斯斯坦派遣维和部队，那么吉尔吉斯斯坦很有可能会成为第二个阿富汗。

   如果吉尔吉斯斯坦的政局果真向那样一种趋势发展，那对中国来说绝不是好事。另外对俄罗斯和美国来说，那样一种局势也是令其难以接受的。

   也许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担心，美国和俄罗斯已经开始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内局势展开了磋商。目前正在美国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马上将会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一个有关吉尔吉斯斯坦问题的联合声明。

    但值得注意的是，吉尔吉斯斯坦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也是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成员，现在俄罗斯和美国跳过这些国际组织，直接联手对吉尔吉斯斯坦内部事务进行安排，在某种程度上将会使这两个国际组织被架空，至少将会大大削弱这两个国际组织的威信与影响力。

   俄罗斯是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发起国，也是上海合作组织的主要成员。梅德韦杰夫跳出这两个俄罗斯自己积极参与了的组织，而与美国联手对吉尔吉斯斯坦事务进行安排，这样的做法看上去有点令人不可思议。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内骚乱不断加剧，并且已经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的情况下，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对此却反应迟缓，没能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

   当然，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内骚乱属于吉国的内政，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上海合作组织的章程中，对于在这种情况下各成员国应采取什么反应都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这就让这两个国际组织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一时难以找到合适的应对之策。

    然而，消极等待是不可取的。为了维护自己国家的安全利益，同时也是为了捍卫上海合作组织的威望和影响力，中国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发起必要的倡议，以便在有关国际组织的框架内，尽快帮助吉尔吉斯斯坦实现稳定与和平。

作者：李焰，转自《华盛顿观察》2010年第9期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罗伯特·威拉德（Robert F. Willard）3月26日在美国国会众院听证会上表示，“预计中国解放军在2012年将拥有首艘航空母舰，由此，中国的军事实力投射范畴将超越亚洲。”在公众的印象中，中国建造航母一直是若隐若现的事。威拉德的话似乎拉近了这个影子成真的时间。

   “我没有看到关于中国建成航母的确切日期，但是证据表明，正在计划建造的航母很可能在未来几年里完成。中国官员已经暗示，航母项目的确存在，”美国退役海军少将，外交政策分析研究所（Institute for Foreign Policy Analysis）亚太研究主任麦利凯（Eric A. McVadon）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虽然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步伐很大，但在军事战略上始终以“防御性”为主。而航空母舰的远洋进攻型特征似乎与中国的战略不太相符。那么，中国为何投巨资发展航母项目？

   “对中国而言，建造航母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军事意义。”美国巴克内尔大学（Bucknell University）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教授朱志群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解释说，“中国的军事战略是‘不称霸’，一般不会远洋作战，因此对航母这样的攻击性武器需求并不大。但对于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拥有航母是一个重要的象征，也是中国的百年梦想。相比之下，像印度、巴西、泰国等国都有航母。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希望拥有一艘航母，与自己的地位相匹配。”

2012 年太乐观了？

   在威拉德道出“2012”年的航母竣工日期后，日本刊物《军事研究》也对中国的航母项目进程做出预测，不过，它比较保守的估计说，这艘满载排水量为5万至6万吨，最多可搭载60架舰载机，使用柴油动力推进的航空母舰预计在2015年左右完工。

   “中国正在建造航母的消息并不是新闻，但之前的预计是，到2015或2018年，中国将部署第一艘航母。美国军方此次估计是2012年，比一般的预测要早。我个人觉得这样的预期可能过于乐观了，”朱志群如是说。

   按照美国的标准，打造一艘航母大概需要40亿美元，且只限于船体本身，不包括舰载飞机等，价格十分昂贵。但专家们认为，中国对于是否建造航母，内部一直有争议，直到最近几年才达成共识。随着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步伐和大国战略的形成，资金并不是太大的问题。鉴于航母对中国的大国象征意义，“再怎么花钱也是值得的，”朱志群说。

   除了资金，技术条件是建造航母的首要考量。中国在1998年从俄罗斯购买了库兹涅佐夫级别的“瓦良格号”尚未完工的俄制航母，并对其进行了大量研究，下足功夫提高技术实力。

   此前为了建造航母，中国从俄罗斯海军那里购买了退役航母进行研究，花费了好长时间来提高技术实力，现在终于下定决心建造航母。

   美国克莱蒙特研究所的研究员、中国军事问题专家林长盛曾对BBC揭示，中国制造航母面临三个主要的技术问题：船的动力问题和航母飞机起飞的系统问题都是技术难关。另外，由于舰载飞机需要在非常短的距离内起飞和降落，对飞机的发动机要求也非常高。

   “中国一直在研制自己的航母，技术上一直是保密的。但我相信，随着中国近年来大量的军事投入、科研发展，在太空、航天等领域的技术均能达到世界前沿水平，建造航母一定也不成问题，”朱志群说。

中国航母威协谁

   威拉德指出：“中国迅速而全面的军事占星已经影响到地区军事平衡，其意义甚至超过了亚太地区。特别需要担忧的是，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似乎实在挑战我们在该地区的自由行动。”

   对此，麦利凯说，从一开始，他就不认为中国是为了应对台湾的突发事件而需要建造航母。建造航母对中国而言是个目标，而不仅仅是“有价值的财富”。但他认为，一艘或多艘航母不会威胁美国海军在整个海洋世界压倒性的优势地位。
“建造航母地区能增加中国海军的威望和灵活性，包括增加海岸维安的能力。这包括：反海盗、反走私、反大规模上杀伤作业，保护远离中国的海上商业行为，以及印度洋、太平洋上的能源安全。另外，航母对于人道主义救援和救灾也很有价值，”麦利凯如是解释道。
朱志群回应说，即使部署了航母，中国也不会去攻击其它国家，最多只是将沿海防御拓展到近海防御。

   “对此，最紧张的应该是美国了。”朱志群认为，“美国拥有17艘航母，在全球各处游弋，尤其是布署在太平洋的第七舰队，将直接面对中国新航母的挑战。“

   在朱志群看来，东亚国家并不会因为中国拥有航母而紧张。日本对于中国的崛起已经感到了威胁，中国拥有航母并不会让这种潜在威胁更大。中日之间即使发生冲突，也不需要用到航母。即使有威慑作用，也只是心理上的。

   麦利凯同样认为，中国建造航母的举动并不暗示着一种“攻击性”的姿态。但他却认为，“中国可以在与日本产生争议的区域以航母‘炫耀’（brandishing），达到威吓的效果。当然，这个方案并不适合于更加强大和先进的美国。中国有潜力在美国卷入台湾冲突时使局势更加复杂化，但是仅仅建造一艘航母还不能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

   麦利凯的美国视角得到了威拉德的呼应。后者在众院曾表示，“美国仍然在亚太地区保持卓越的（pre-eminent）军事实力，但中国逐渐上升的军力正在改变该地区的实力平衡，这给美国既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

   华盛顿对于中国的航母项目一直密切关注，但并没有做出明确的回应。朱志群对《华盛顿观察》说，美国对于中国建造航母的反应可以“强化”，也可以“淡化”。比如一些美国学者认为，此事对美军没什么影响。但是，美国的主流意见多办会强化中国航母的影响力，这样可以强调美军驻扎亚洲的重要性，有借口进一步增加军事预算。

   麦利凯更倾向于从合作的角度预测美国的反映：“我想，更可能发生的事情是，美国海军从现在起的十年间，将会在远海与解放军的一艘航母合作作业，打击海盗或其它的海上威胁，而不是美国海军在台湾近海攻击中国航母。”

   “对于那些不同意这种意见的人，我建议我们应该设定一个目标，以实现我们的合作，并行动起来，”麦利凯最后说。

 美国当地时间8月17日，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最新国际资本流动报告显示，6月份中国减持了251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所持美国国债的总数由5月份的8015亿美元减少到了7764亿美元。而同时，英国和日本却在6月份大幅增持美国国债，英国增持了502亿美元，日本则增持了346亿美元。而众所周知，英国和日本是美国最亲密的两个盟国。因此这一现象是非常有趣的。

    对于中国大规模减持美国国债的原因，很多人进行了不同的分析。有的学者认为可能中国所持的美国国债在6月份有大量到期的，而中国在这些国债到期后没有选择继续购买和持有，或继续购买的比例减少了。还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在6月份的贸易顺差缩减幅度大，手里的贸易顺差少了，当然就影响了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能力。但是，这后一条理由基本是站不住脚的。因为，6月份英国和日本都大幅度增持美国国债了，这难道是因为6月份它们的贸易顺差大增了？否则的话，它们又怎么有能力这样大幅增持呢？但实际上，英日两国最近几个月的贸易数据恐怕也不怎么好看，它们的贸易顺差如果有的话，大约总额也没有多少，这与它们增持美国国债的幅度恐怕根本不成比例。

    那么，英日两国为什么要跟中国反其道而行之，在中国大幅减持美国国债的时候大幅增持美国国债呢？

    英日两国有可能是判断美国经济出现了好转，他们有可能是认为美国国债的安全性和收益保障有所增强，因此才选择了大幅增持美国国债。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我认为，事情恐怕不是这么简单。美国经济的前景事实上至今仍不明朗，美国国债的风险最近也没有实质性地降低多少。而这次事件，其实很可能是中国和美国及其最亲密盟国英日之间的一次无声的较量。

    自从近年来中国持有了大量美国国债之后，一些美国人所宣扬的中国威胁论又增加了新的内容，那就是，他们认为中国手中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将会使美国对中国产生一定程度的经济依赖，而一旦在特定情况下中国抛售美国国债，就将会对美国造成重大冲击，甚至有可能会导致美国经济全面崩溃。而在中国国内，也有一部分人认为中国有了这么多的美国国债，使中国增加了一个对美国的杀手锏，在特定情况下，中国可以用这些美国国债来威胁美国。虽然抛售美国国债也会使中国遭受重大损失，但相比在战场上被美国打败所带来的同样重大的损失，似乎抛售国债对美国更有杀伤力一些，因此也更合算一些。

    那么，一旦中国在特定情况下抛售美国国债，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这次的中国减持美国国债与英日增持美国国债，很可能就是对未来这种危机情况的一种预演。其逻辑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中国大笔抛售，美国最亲密的盟国就会一起合力接下中国抛售的美国国债，从而使美国国债市场基本上不受冲击，而中国的这一杀手锏也就会被消于无形，犹如落入了无底洞。

    这显然是一种令很多中国人很难受的结局。因为，原来我们貌似厉害的杀手锏，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杀伤力啊。

    的确，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保持清醒的问题。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过于高估我们所持的美国国债给中国所增加的影响力。实际上，虽然目前中国是美国国债的第一大持有国，或者说中国目前是美国的最大债权国，但中国所持美国国债的总数，在美国所发行的国债的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并不是非常大，大约不超过其总数的三成。以美国在当今世界上所拥有的盟国的数量，即使中国抛盘，这些国家合起来也是有能力接下来的。这次英国和日本的做法，证明的就是这个道理。

    当然，这也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推算。事实上，即使中国在某种危机情况下不全部抛售美国国债，而是只发表一个声明，宣布中国将抛售美国国债，也很有可能会引发美国国债市场的巨大动荡。其它美国国债的持有国和个人及团体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很有可能会率先出逃，掀起抛售美国国债的狂潮，从而在美国组织起有效的应对之前，就导致这个市场彻底崩溃。这种可能性也是完全存在的。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手中所持有的美国国债，杀伤力毕竟还是有的，过于低估它甚至否认它也是不对的。

    很多人一直天真地认为，中国未来无论如何都绝对不会抛售美国国债，因为那样做中国自己也将会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但我想说的是，这世间本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事。抛售美国国债虽然会使中国损失惨重，但这种损失，比起失去台湾，或比起打核战争来，恐怕还是好接受多了。既然国与国之间有时甚至会刀兵相见拼得你死我活，成千上万的生命损失都不怕了，难道还怕经济损失吗？如果各国真的那么害怕经济损失的话，一战和二战大约就不会发生了。所以说，未来抛售不抛售美国国债，就看有没有这个必要了，一旦中国被逼入绝境，中国肯定会在动用核武器之前首先使用抛售美国国债这一招。这是毫无疑问的。

    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要鼓吹中美对抗或大国对抗。大国之间，尤其是中美之间，搞合作对双方都有利，搞对抗则是一种双输局面。我想说的是，中国应该对自己手中所握的美国国债有清醒的认识，既不能过于高估其对美国的影响，也不能妄自菲薄，完全无视它的份量。总之，如何管理和运用好这些美国国债，是我们当前的一个紧迫任务。

据美联社报道，奥巴马政府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菲利普·戈登28日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表示，美国将考虑吸收俄罗斯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成员。戈登说，北约应该对欧洲民主国家开放。他补充说，“如果俄罗斯符合这一标准，并能够对共同安全做出贡献，在盟国一致同意的情况下，不应该把它排除在外。”

 这是美国的一个重大战略姿态调整。在普京任俄罗斯总统时，普京曾经多次表示过俄罗斯有兴趣加入北约，但当时他的话都没有得到美国与北约的积极回应。尽管后来北约的高级官员也曾多次声称北约的大门是向欧洲所有的民主国家敞开的，意思是说俄罗斯并没有被排除在外，但鉴于俄罗斯一旦加入北约，将会对美国在北约中的领导地位造成很大冲击，因此只要美国没有对此积极表态，俄罗斯加入北约就完全没有希望。现在美国高级官员的这种最新表态，无疑是为俄罗斯在未来加入北约增大了希望。

 当然，戈登也明确表示，俄罗斯要加入北约需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并需要得到欧洲盟国的一致同意。这里的标准，显然就是要求俄罗斯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近年来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不断批评俄罗斯的民主制度，指责俄罗斯从民主道路上后退，这也使得美俄关系一度非常紧张。在美欧看来，俄罗斯显然还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此外，美国也要求俄罗斯不要干涉邻国事务，尤其是在格鲁吉亚的南奥赛梯等问题上。美国要求俄罗斯放弃维护自己势力范围的这种“过时”想法。很明显，俄罗斯要真正达到这些条件，显然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至于俄罗斯要加入北约需要取得北约成员国的一致同意，也有一定的难度。因为部分前几年刚刚加入北约的东欧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比较差，它们对俄罗斯的疑虑和担心根深蒂固。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不久前波兰外长曾经公开表示，北约不应将俄罗斯排除在外。连对俄罗斯最缺乏信任的波兰都松口了，这对俄罗斯来说无疑是一个好迹象。

 从地缘政治和战略的角度考虑，俄罗斯如果加入北约，会给它带来很大的好处。首先，那样俄罗斯将能更好的融入欧洲，实现俄罗斯多年来重新回归欧洲的梦想，俄罗斯与美欧的关系都将会大大改善，俄罗斯的经济发展也将能从中获益；其次，俄罗斯来自西部的安全威胁将会完全消失，它的安全环境将会大大改善，来自西方的战略压力将会大大减轻；最后，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也有可能将会因此而上升。

   对美国来说，如果俄罗斯加入了北约，虽然有可能会给美国在北约中的领导地位带来一定的冲击，并对北约的整体结构产生很大影响，但俄罗斯对于北约同样也能带来很大的贡献。首先，俄罗斯自身对美国和欧洲的威胁那时就将会完全消失了；其次，俄罗斯在伊朗核问题、阿富汗战争等许多国际性大问题上，都将与美欧有更大的共同利益，因此俄罗斯必将会更加出力地帮助美国解决这些问题，这对美国来说将会是很大的帮助；最后，俄罗斯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如果它加入了北约，北约在执行各种保卫盟国、维和和调解地区冲突的任务时，将会更加游刃有余，北约的实力和影响力都将会大大增强。此外，在经济方面，美国和欧洲也都会从中获益，尤其是欧洲将不必再担心它的能源供给安全问题。

   可见，俄罗斯加入北约对它自己及对美国和欧洲来说，都是具有相当大的诱惑力的。对于这个问题，中国一定要保持清醒，千万不要以为俄罗斯与西方始终是势不两立的斗争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俄罗斯最终加入北约，可能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对于这种观点，本人在几年前就曾经在相关论文中论及过。因此，中国一定要未雨绸缪，必须也要与北约保持一定的建设性关系，防止俄罗斯在未来加入北约后会构成对中国不利的大格局形势。

   当然，俄罗斯与美欧之间的许多矛盾并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完全解决的。俄罗斯目前有心想把独联体发展成一个类似于欧盟的一体化体系，只要这一梦想还存在实现的前景，俄罗斯就不大可能会放弃自己的雄心，而甘心只做北约中美国的一个伙伴。同时，美国对于俄罗斯未来发展走向的疑虑也没有完全消失，美国最怕的就是俄罗斯纠集它的一些邻国，重新发展成一个类似于苏联的大帝国，尽管俄罗斯在意识形态上其实已经是与西方趋同了。因此，俄罗斯加入北约的问题在短期内是不大可能会实现的。

 但是，这个问题毕竟已经开始提上美国的议程了，中国需要对此保持高度的关注。

“票子毛了”怎么办？

统一发行货币的权力是把“双刃剑”。国家拥有了它之后，能不能谨慎地使用这个权力，这是现代经济史的一条中心线索。

撰稿 周其仁

政府发行纸币，实际上不是很久远的事情。1935年国民党政府才对货币制度进行改革，完成了法币化。

为什么会发生以纸币代替贵金属这个转折？其中一条大家都能接受的理由就是贵金属作为交易的媒介不是那么方便，沉甸甸的、目标又大，容易被贼惦记。

统一发行货币的权力是把“双刃剑”。国家拥有了它之后，能不能谨慎地使用这个权力，这是现代经济史的一条中心线索。

国家发行票子本身有巨大的好处。法国历史上每当国王有了财政困难，往往从这个环节下手，铸币的名义值与实际的含金量之间开始有了差额，这就是劣币的由来。所以很多势力都要争夺国家政权，从经济角度看首先就是争夺铸币权。从经济史来看，很多国家在很多时候都经不起印钞机的诱惑。把手里的印钞机开得快一点，就可以解决财政缺钱的问题。所以金本位解体后，全球经济的波动就不是金本位时代可以比拟的。

在政府介入货币领域后，当政府有财政需要的时候，本可以靠税收体系征税，但很多没有完成现代化改造的国家税收基础很薄弱，也不愿意通过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发放国债来筹钱。在政府机器运转又需要大量钱财时，它就直接印钞。从历史上看，这样做后来都酿成了大祸。最著名的就是上个世纪1921、1922年的德国。钞票印得离谱，物价指数有过每月上涨500%的纪录。德国那场危机最后导致了希特勒的崛起。而在中国历史上，蒋委员长也是这方面的一把好手。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要打共产党，又没有税收基础，只好直接印钱。那个时候的记录每月通货膨胀率大概是50%以上。这累积起来是非常惊人的。而且为了让老百姓接受这种越来越毛的票子，规定民间不得持有美元、英镑、黄金、白银，强力推行这种政策，把民间的贵金属全部收掉，你只能用它发行的金圆券，而金圆券越印越多，使国统区民不聊生。

我们北大的季羡林教授，前几年他就住在我们CCER(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后边，我们过年去看他，聊起老蒋的事很有意思。他当学生的时候，一个月七块大洋就过得很好了，这些钱足够他交学费、吃饭了，他有时出去时还可以坐坐黄包车，等到他当了教授，月收入提高了很多，那时候有一两百块、两三百块大洋，但到40年代中后期，物价涨得很离谱，季老领到钱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跑步去买米，而且跑慢了与跑快了米价都是不一样的，这是当年大学教授的生活，更不要讲普通老百姓了。还有个是费孝通的故事，《乡土中国》是他从美国回来以后40年代后期写的，写得非常短。后来有人就问费老说，那么好的学术著作你怎么写得那么短？他的回答就是因为通货膨胀。因为你必须写完就发表，发表就领稿费，领了稿费就跑去买米。这个流程不能打乱。所以如果写一部大著作，等写出来早就不值钱了。这就是通胀对人民生活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获得国家政权以后，在货币问题上接受了老蒋的教训，接管上海后的第一仗就是打通胀的仗。

当时外国人、国民党都等着看共产党的笑话，看它怎么收拾这个局面。

解决通货膨胀的办法就是增加生产，减少货币供应。讲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很困难。所以共产党刚刚进城时候的那些政策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当时怎么保障增加供应？

现实情况是战争已经毁了整个生产系统。资本家认为共产党来了要共产，都不敢开工生产。资本家不开工不生产东西，但货币还是这么多，最后货币可不就是毛了吗？

我是上海人，过去听父母讲，当时上海人人都在囤积，一领了钱就跑步去买米。剩下的钱就囤东西，有囤毛巾的，有囤纸张的，每个人都在囤东西，只有实物才能保值。

但是陈云组织把煤炭和大米源源不断地背进上海。三野后来就组织部队不断往上海背米，你囤我就供应，要一直供应到让市场上的米价撑不住。预期都是过了一定临界点后才会破。粮商看你还有便宜的米，他再囤，直到钱也没有了，仓库也没空的了，最后他看市场上米的价格比他进货时候还要便宜了，那他不就要亏了吗？这时他就往外吐。这样物价就平了。所以上海是靠一黑(煤炭)一白(大米)把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收拾了。

当然更重要的一招是旧币换新币。解放区当时也印了好多钱，各个根据地的钞票五花八门，东北就有十几二十多种，当时叫解放票。中国中央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南汉宸的回忆录里说，他当时就跟中央讲，说我们解放军占领了北京，不能像八国联军进北京一样。后来他做的一项工作就是统一货币，一万块换成一块，等于是一次币制改革。那次改了以后新中国在货币问题上一直是比较谨慎，特别是陈云管经济的时候。那时他老讲三大平衡，其中一个就是货币平衡。

但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货币体系也出过问题，最突出的大概就是1958年、1959年“大跃进”时候。

冒进的政策背后要有货币基础，实际上1958年、1959年超发货币情况也是蛮厉害的。流入到市场中的钱多了，商品没有相应增加，甚至在1961年、1962年时还出现了供应量减少，不管是东方社会主义还是西方资本主义，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即钞票就会发毛。但那时与现在不同之处在于，那时是所谓计划时代，我们对价格是进行管制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后来叫做隐性的通货膨胀。就是在计划体制下，物价没有变化，鸡蛋总是五分钱一个，但常常买不到。因为钱比货多，鸡蛋一来就卖光了。我们国家后来出现的排队、发票子，其实都是因为隐性通胀。

隐性通胀在中国持续了好多年。苏联也有相同的遭遇。当时苏联老大妈上街就背个大口袋，一看到排队也不管卖什么就跟着排上去，因为不排的话家里生活就会有问题。匈牙利有个经济学家把计划经济下出现的这种情况叫短缺经济。

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老是生产过剩，东西都卖不掉？我们却老是短缺？这个谜今天看来很好破解，其实就是因为物价管制加上钞票偏多。

市场上的隐性通胀很严重。那后来怎么解决问题？

陈云在第一代领导人当中是最懂经济的一个，他知道问题出在票子太多，那就回笼货币，那么怎么把发出去的钱给收回来呢？当时想了很多办法。当年国家就用很少的外汇进口了一批伊拉克蜜枣，然后高价在市场上卖。市场上不是没有农副产品吗？就把伊拉克蜜枣价定得很高，记得上海卖到5块人民币一斤。就通过伊拉克蜜枣把一部分货币回收回来了。

陈云还提议，用外汇进了一些比较好的面粉，加上黄豆粉，用来做高级点心，然后放开这个市场。

北京财贸战线的人后来回忆陈云时，说到这个事，因为当时计划时代的人还没做过高级点心，做完送到中南海给陈云看。陈云看了以后就批评说做得这么粗糙，这怎么能高价卖？拿回去重做。后来改了模具，把这点心做得比较好一点了，然后高价卖。

还有一条是开放高价饭馆。1962-1964年时，北京、上海有很多高价饭馆。我的父母后来跟我讲，建国以后所有储蓄，就在那几年全部吃光了，因为我那时还很小，要长身体，所有东西都是定量供应，老吃不饱。我记得有了高价饭馆以后，我们好开心，一到周末父母就带着我们下馆子。而开放高价饭馆其实就是回笼票子，就把票子收回去了，多发的票子收回去以后，物价就比较平衡一点了。60年代后期国民经济形势好一点就跟这次回笼货币有关。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有过两次超发货币。第一次是1978年。当时因为农民穷了几十年，一毛钱一斤粮食从农民手里收了几十年，这是农民给国家工业化做的贡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上，陈云就说农民太苦了，要让农民休养生息，减少农村征购的任务。

那怎么满足城市需求啊？第一个举措是用外汇进口一部分粮食，第二个举措是提高国家对农副产品收购的价格，

但是农副产品价格提高后，城市里国家机关公务人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人员还是低工资。过去之所以实行低工资，就是因为物价低。为什么物价低？就是因为压低农副产品价格，这是计划经济时代最重要的几个法宝，牵一发而动全身。

国家收购农产品的价格高于城市卖的农副产品价格，财政就出现了赤字。当时财政盘子很小，赤字大概就有两三百个亿。还用老办法，财政有窟窿，人民银行多印一点钱，使财政收支平衡。第二年又有窟窿，再多印钱。这么连续超发货币，1985年以后市场上就看出来了。

1984年，北大学生国庆游行的时候打出“小平你好”的横幅。1985年以后牢骚、怪话、异见就开始多了。这当然有各种原因，其中一个经济原因就是票子开始发毛(钞票贬值)，物价上涨的压力开始逼近。

1980年、1988年、1993年，弗里德曼三次来中国都是通货膨胀比较高的时候。他是货币主义者，讲来讲去就这一条。不管是什么主义什么国家，票子多了，物价一定要上涨，通货膨胀是个货币现象。这个规律全球是一致的。

实际上1986年-1988年是以前累积的通货膨胀释放过程。最严重的是1988年。中国不得不面对物价上涨的问题，所以从1988年3月份邓小平见外宾就不断讲价格要放开，要进行价格闯关。当时为了进行物价改革，在物价改革决定之前大概半个月的时候，先放开了名烟名酒价格，20来块的酒一下子就变成200块，涨了10倍，香烟差不多也涨了这么多倍。于是老百姓就得出一个简单公式，价格放开就等于物价涨10倍。所以人们一听价格要改革，他先把下个月的米买回来再说。于是谁也没料到，1988年那次《中共中央关于改革物价工资体系的决定》一发表，竟变成了一个抢购动员令。

没人好好学习中央的决定，都去买东西了。这就是货币偏多的情况下，价格一旦放开，隐性通胀就变成显性通胀了，有价无市变成了商品价格急剧往上冲。

就在几个礼拜里，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大概一下子比正常情况上涨了两三百个亿，很多商店都卖空了。凡是不要票不要本的东西见什么买什么。最厉害的是挤兑。人们为了要抢购就要把银行的存款拿出来，这下银行傻眼了，因为银行的钱已经全部用到基建项目里去了。现在那么多人同一时间取钱，哪能应付？前头的人领不出钱来，后头的老头老太就急了。这个局面还怎么稳定？

后来中央出来声明，价格改革要持续五年以上。现在就是要控制物价，谁也不准涨价。我记得国务院还发了明码电报给各地，共产党员，国家机关干部，不准到银行取钱。后来总算把局面稳定住了。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次，政府货币发行超过经济增长需要，引起了这么大的麻烦。

第二次是1993年。实际上是阴差阳错导致的结果，当时为了回收80年代初期多发的货币，1989年-1991年，中国政府实行了严厉的宏观调控措施，控制基建规模，控制投资规模，就是要消化多余的货币。那时的经济增长率非常低，增长率只有1%-2%。

当时这样收缩了两三年后，过度货币回收差不多了。邓小平在南方说经济增长不能这么慢要加快，中国还是要发展。

南方一些银行就把贷款额度全部发光，然后跟中央银行要钱，倒逼中央银行放款，于是中央银行也开始放款了，一下子基本建设1993年比上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几，1988年中国的CPI最高达到19%，1993年，1994年达到24%，这样下去一定要翻车！

后来据说邓小平很快明白了加快经济发展没有错，但是不能通过一下子发这么多票子来发展。朱镕基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调到北京当副总理主管经济工作，兼任央行行长。他当时主要任务就是关货币龙头。所有借出去的钱一道命令下去都要收回来。北京上海1994年房地产价格大概跌了一半以上。

当时许多人都批评朱镕基的调控，但事后看要没有这次调控中国经济这艘船早就翻了。朱镕基在三年之内把CPI从24%降到了3%以内。之后人大通过了《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财政出现赤字再也不得向人民银行透支。这是非常重要的，有了这部法律，货币发行一定要跟经济增长保持平衡这个原则才在制度上落实下来了。政府花钱只能第一靠税收，第二靠发债。做这样的自我约束，在发展中国家还真是不多。

1994年以后，财政向中央银行透支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开放环境下，货币发行遇到了被动多发的问题。外贸顺差导致大量的美元流进中国，因为中国实行外汇管制，企业赚到美元以后必须把它换成人民币。央行拿什么换？就是基础货币。在美元流入量很小的时候它不是个问题，中国过去多年封闭，没有多少外汇进来，而且国家外汇严重不足。可是我们没有想到外汇问题竟转变成这几年宏观经济不平衡的根源。

一元美元进来，八元多人民币就出去了。现在一个工作日流进中国的美元有26亿，每一元美元进来都是八元多人民币流进市场，这些钱全是基础货币，高能货币，带动多大的市场力量？

然后又组织短期央票去对冲回笼。但因为流出去的量太大，最后收不干净的部分进入市场，就在市场里头漫游。

国内前两年为什么经济那么热？现在大家都说是冬天，别忘了这个冬天前面有个非常炎热的夏天，热得离谱。什么价格没有飞涨过？CPI是最后涨起来。2007年5月CPI涨之前，其他资产的价格早就涨得离谱了。为什么会涨？购买力摆在这里啊！政府还去压供给，先是钢铁，电解铝，水泥三大行业过热，派工作组去压，压不下去。因为市场有需求，工厂怎么关得了？越关价格越高，后来又说九大行业过热。

九大行业过热还没有解决，房地产又开始升温，房地产价格涨得很多人都忘了2003年以前的房价是多少。季老当年是跑步买米，这两年我们是跑步买房。不买房更贵，每月涨10%，一个房价就把中国人民分裂成两大集团，买上房的越涨越高兴，因为家庭财产增加了。没买上房的真要急死，工资追不上房价啊！

经济学家讲什么话也不对，后来干脆闭口不讲房地产问题。如果要讲这问题至少有一半人要跟你没完没了。那已经不是学术讨论了，那是利益冲突。

中央管了这个城市，那个城市又涨，一线城市捂住二线三线又涨。国务院为了抑制房价发了多少文件，房价还在涨。之后股市也开始升温，一年半的时间里，上证指数就从1000多点升到6200点。股市以外，哪一个投资品这几年没热过？古钱、字画、普洱茶，价格都涨得离谱。还有邮票、红木家具、瓷器、字画这两年价格都是飞涨。齐白石的画贵，毕加索的画贵，这都好懂，因为这些画家都死了。但现在中国艺术品市场炒活着的画家，这也是在世界艺术品市场上没见过的。因为作者还活着，他会对价格飞涨做出反应，天天画，从早画到晚，这就不是有限供给的产品了，那画的投资价值怎么守得住？

先是让很多家庭、企业高兴得不得了，然后一个跟头扎下去，就这么折磨人。上证曲线也是尖尖地上去，然后满仓地掉下来，让长三角、珠三角的多少企业都关门了。企业关门不完全是受当时外部因素的影响，还因为很多公司把流动资本都投进股市了，因为觉得稳赚不赔啊！资产价格飞涨最大的问题是侵蚀了人们的工作伦理、企业家精神，让人们觉得根本不需要辛苦工作，根本不需要什么创新，数钱都数不过来了。很多炒股的人武功就因此被废了，不愿意再去好好上班了，不愿意再把一个产品好好做好了。所以货币出了问题，就得疗养一段时间。现在是冬天，冬天也有好处。脑子比较容易清醒，想清楚什么叫做经济增长。哪有天上掉馅饼这种事情？所以不要怨天怨地，大落之前有个大起。大起大落跟货币制度有关，跟这种法定货币的困境也有关系。

现在看来我们对于过量货币流到了哪里还缺乏认识。80年代很好懂的，政府只要头脑一热，基建项目上得多，基建项目投资100元钱里头，有40元钱肯定进了工资口袋。工资一涨人们立刻买农副产品，农副产品价格就跟着涨。CPI一涨政府就着急，因为老百姓的利益会受到侵害，然后就调控。现在钱多了以后首先不是冲击消费品市场，不是冲击农副产品，而是冲击投资品，在各种各样偶发因素的影响下，过量的货币会凝聚到某种投资品上，凝聚到哪种投资品上，哪种投资品价格就会飞涨，在微观上，人是很难抗拒这个力量的。

当然人民币超发有一个更大的背景就是美元超发的问题。

过去很多专家讲的也有道理，发展中国家如果把本币跟一个好的货币挂钩会有好的结果。因为发展中国家政权不稳定，掌权的人没有长远行为，今天上台了今天就开印钞机，所以发展中国家通常都会把货币搞得乱七八糟。如果发展中国家把自己的货币与美元挂钩，假定美元是好货币，就不能滥发了。这个逻辑我直到今天也还是承认。

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几年中国自己倒是有了自律，特别是1994年那场改革后，我们把财政动机超发人民币这个龙头关上了。但是倒过来看这几年美元超发得一塌糊涂。美国调控货币的办法是通过联储基准利率，简单讲基准利率升高就是减少货币供应量，降低就是扩大货币供应。1999年美联储的基准利率是9%，现在快降到0了。

在美国过量的钱里面，有很大一块不是美国人民储蓄得到的钱，而是外国人把钱借给美国人花。列宁当时说：帝国主义国家是资本输出，在全球食利，现在是发展中国家把钱借给美国人。

说到底因为美元是世界主要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二次大战以后美国做了个承诺，任何国家央行可用持有的美元换黄金，36美元换一盎司的黄金。昨天金价是多少呢？1000美元了。所以美国人没有很好地履行他当年的承诺。特别是60年代末打越战时，财政大窟窿最后也是靠发票子解决的。最后到1971年时尼克松宣布，美国关闭黄金窗口，1944年承诺不算了。世界各国持有的美元我不给你换黄金了，我黄金窗口关了。说穿了这就是往地上一躺耍无赖啊！这真是把全世界给坑了一把。如果美元不断地松，人民币又跟它挂钩，那通胀就会引进中国。所以前两年各种资产价格涨得离谱。

现在世界各国政府又开始比赛发货币，这样做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如果不发，短期就受不了。但即使能躲过这一灾，下一次就会有更大的灾难。这是对货币分析得出的基本结论。(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中心教授。本文由演讲录音整理，未经作者本人审定)■ (本文来源：新民周刊 )

原文网址：http://focus.news.163.com/09/0603/12/5ASOU58000011SM9_6.html

5月31日，受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邀请，美国总统奥巴马特别代表、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抵达北京展开了对中国为期三天的正式访问。6月1日，作为北京大学校友的盖特纳访问北京大学，拜会校领导及其当年的中文老师，并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为经济复苏与增长加强合作》的演讲。

                                  （图片来源于北京大学新闻网）

以下是盖特纳这次演讲的英文全文：

Speech by Secretary Geithner –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ooperating for Recovery and Growth Treasury Secretary Timothy F. Geithner Speech at Peking University – Beijing, China June 1st, 2009             It is a pleasure to be back in China and to join you here today at this great university.              I first came to China, and to Peking University, in the summer of 1981 as a college student studying Mandarin.  I was here with a small group of graduate and undergraduate students from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I returned the next summer to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We studied reasonably hard, and had the privilege of working with many talented professors, some of whom are here today.  As we explored this city and traveled through Eastern China, we had the chance not just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your history and your aspirations, but also to begin to see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your eyes.              Over the decades since, we have seen the beginnings of one of the most extraordinary economic transformations in history.  China is thriving.  Economic reform has brought exceptionally rapid and sustained growth in incomes.  China’s emergence as a major economic force more fully integrated into the world economy has brought substantial benefits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o economies around the world.               In recognition of our mutual interest in a positive, cooperative, and comprehensive relationship, President Hu Jintao and President Obama agreed in April to establish the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Secretary Clinton and I will host Vice Premier Wang and State Councilor Dai in Washington this summer for our first meeting.  I have the privilege of beginning the economic discussions with a series of meetings in Beijing today and tomorrow.              These meetings will give us a chance to discuss the risks and challenges on the economic front, to examine some of the longer term challenges we both face in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a more balanced and sustainable recovery, and to explore our common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form. Current Challenges and Risks       The world economy is going through the most challenging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tress in generations.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predicts that the world economy will shrink this year for the first time in more than six decades. The collapse of world trade is likely to be the worst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he lost output, compared to the world economy’s potential growth in a normal year, could be between three and four trillion dollars.       In the face of this challenge,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working together to help shape a strong global strategy to contain the crisis and to lay the foundation for recovery.  And these efforts, the combined effect of forceful policy actions here in China,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other major economies, have helped slow the pace of deterioration in growth, repair the financial system, and improve confidence.  In fact, what distinguishes the current crisis is not just its global scale and its acute severity, but the size and speed of the global response. At the G-20 Leaders meeting in London in April, we agreed on an unprecedented program of coordinated policy actions to support growth, to stabilize and repair the financial system, to restore the flow of credit essential for trade and investment, to mobilize financial resources for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through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to keep markets open for trade and investment.  That historic accord on a strategy for recovery was made possible in part by the policy actions already begun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moved quickly as the crisis intensified with a very forceful program of investments and financial measures to strengthen domestic dem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first weeks of the new Administration, we put in place a comprehensive program of tax incentives and investments – the largest peace time recovery effort since World War II – to help arrest the sharp fall in private demand.  Alongside these fiscal measures, we acted to ease the housing crisis.  And we have put in place a series of initiatives to bring more capital into the banking system and to restart the credit markets.   These actions have been reinforced by similar actions in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In contrast to the global crisis of the 1930s and to the major economic crises of the postwar period, the leaders of the world acted together.  They acted quickly.  They  took steps to provide assistance to the most vulnerable economies, even as they faced exceptional financial needs at home.  They worked to keep their markets open, rather than retreating into self-defeating measures of discrimination and protection.  And they have committed to make sure this program of initiatives is sustained until the foundation for recovery is firmly established, a commitment the IMF will monitor closely, and that we will be able to evaluate together when the G-20 Leaders meet agai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fall.  We are starting to see some initial signs of improvement.  The global recession seems to be losing forc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pace of decline in economic activity has slowed.  Households are saving more, but consumer confidence has improved, and spending is starting to recover.  House prices are falling at a slower pace and the inventory of unsold homes has come down significantly.  Orders for goods and services are somewhat stronger.  The pace of deterioration in the labor market has slowed, and new claims for unemployment insurance have started to come down a bit.  The financial system is starting to heal.  The clarity and disclosure provided by our capital assessment of major U.S. banks has helped improve market confidence in them, making it possible for banks that needed capital to raise it from private investors and to borrow without guarantees.  The securities markets, including the asset backed securities markets that essentially stopped functioning late last year, have started to come back.  The cost of credit has fallen substantially for businesses and for families as spreads and risk premia have narrowed.           These are important signs of stability, and assurance that we will succeed in averting financial collapse and global deflation, but they represent only the first steps in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recovery.    The process of repair and adjustment is going to take time.  China, despite your own manifest challenges as a developing country, you are in an enviably strong position.  But in most economies, the recession is still powerful and dangerous.  Business and households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in many countries, are still experiencing the most challenging economic and financial pressures in decades.  The plant closures, and company restructurings that the recession is causing are painful, and this process is not yet over.  The fallout from these events has been brutally indiscriminant, affecting those with little or no responsibility for the events that now buffet them, as well as on some who played key roles in bringing about our troubles. The extent of the damage to financial systems entails significant risk that the supply of credit will be constrained for some time.  The constraints on banks in many major economies will make it hard for them to compensate fully for the damage done to the basic machinery of the securitization markets, including the loss of confidence in credit ratings. After a long period wher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ok on too much risk, we still face the possibility that  banks and investors may take too little risk, even as the underlying economic conditions start to improve.  And, after a long period of falling saving and substantial growth in household borrowing relative to GDP, consumer spend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restrained for some time relative to what is typically the case in recoveries.              These are necessary adjustments.  They will entail a longer, slower process of recovery, with a very different pattern of future growth across countries than we have seen in the past several recoveries.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Future Growth             As we address this immediat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 it is important that we also lay the foundations for more balanced, sustained growth of the global economy once this recovery is firmly established.  A successful transition to a more balanced and stable global economy will require very substantial changes to economic policy and financial regulation around the world.  But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ose changes will have to com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ow successful we are in Washington and Beijing will be critically important to the economic fortunes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 effectiveness of U.S. policies will depend in part on China’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yours on ours.  Although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tart from very different positions, many of our domestic challenges are similar.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are working to reform our health care system,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to rebuild our infrastructure, and to improve energy efficiency.  These reforms are essential to boosting the productive capacity of our economy.  These challenges are at the center of your reform priorities, too.  We are both working to reform our financial systems.  In the United States, our challenge is to create a more stable and more resilient financial system, with stronger protections for consumer and investors.   As we work to strengthen and redesign regulation to achieve these objectives, our challenge is to preserve the core strengths of our financial system, which are its exceptional capacity to adapt and innovate and to channel capital for investment in new technologies and innovative companies.  You have the benefit of being able to learn from our shortcomings, which have proved so damaging in the present crisis, as well as from our strengths.   Our common challenge is to recognize that a more balanced and sustainable global recovery will require changes in the composition of growth in our two economies.  Because of this, our policies have to be directed at very different outcomes.  In the United States, saving rates will have to increase, and the purchases of U.S. consumers cannot be as dominant a driver of growth as they have been in the past.  In China, as your leadership has recognized, growth that is sustainable growth will require a very substantial shift from external to domestic demand, from an investment and export intensive driven growth, to growth led by consumption. Strengthening domestic demand will also strengthen China’s ability to weather fluctuations in global supply and demand. If we are successful on these respective paths, public and private sa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increase as recovery strengthens, and as this happens, our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will come down.  And in China, domestic demand will rise at a faster rate than overall GDP, led by a gradual shift to higher rates of consumption.   Globally, recovery will have come more from a shift by high saving economies to stronger domestic demand and less from the American consumer.  The policy framework for a successful transition to this outcome is starting to take shape.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are putting in place the foundations for restoring fiscal sustainability.  The President in his initial budget to Congress made it clear that, as soon as recovery is firmly established, we are going to have to bring our fiscal deficit down to a level that is sustainable over the medium term. This will mean bringing the imbalance between our fiscal resources and expenditures down to the point - roughly three percent of GDP — where the overall level of public debt to GDP is definitively on a downward path.  The temporary investments and tax incentives we put in place in the Recovery Act to strengthen private demand will have to expire, discretionary spending will have to fall back to a more modest level relative to GDP, and we will have to be very disciplined in limiting future commitments through the reintroduction of budget disciplines, such as pay-as-you go rules. The President also looks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Congress to further reduce our long-run fiscal deficit. And, critical to our long-term fiscal health, we have to put in place comprehensive health care reform that will bring down the growth in health care costs, costs that are the principal driver of our long run fiscal deficit.  The President has also proposed steps to encourage private saving, including through automatic enrollment in retirement savings accounts.              Alongside these fiscal actions, we have designed our policies to address the financial crisis to carefully minimize risk to the taxpayer and to allow for an orderly exit or unwinding as soon as conditions permit. Across the various financial facilities put in place by the Treasury, the Federal Reserve, and the FDIC, we have been careful to set the economic terms at a level so that demand for these facilities will fade as conditions normalize and risk premia recede.  Banks have a strong incentive to replace public capital with private capital as soon as conditions permit.              Let me be clear - the United States is committed to a strong and stabl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fully recognize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special responsibility to play in this regard, and we fully appreciate that exercising this special responsibility begins at home. As we recover from this unprecedented crisis, we will cut our fiscal deficit, we will eliminate the extraordinary governmental support that we have put in place to overcome the crisis, we will continue to preserve the openness of our economy, and we will resolutely maintain the policy framework necessary for durable and lasting sustained non-inflationary growth. In China, the challenge i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and at least as complex.  Critical to the success of your efforts to shift future growth to domestic demand are measures to raise household incomes and to reduce the need that households feel to save large amounts for precautionary reasons or to pay for major expenditures like education.  This involves strengthening the social safety net with health care reform and more complete public retirement systems, enacting financial reforms to help expand access to credit for households, and providing products that allow households to insure against risk.  These efforts can be funded through the increased collection of dividends from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economy will shift as domestic demand grows in importance, with a larger service sector, more emphasis on light industry, and less emphasis on heavy, capital intensive export and import-competing industries.  The resulting growth will generate greater employment, and be less energy-intensive than the current structure of Chinese industry.  Allowing the market, interest rates, and other prices to function to encourage the shift in production will b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An important part of this strategy is the government’s commitment to continue progress toward a more flexible exchange rate regime.  Greater exchange rate flexibility will help reinforce the shift in the composition of growth, encourage resource shifts to support domestic demand, and provide greater ability for monetary policy to achieve sustained growth with low inflation in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form       These are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omestic economic challenge we face, and these issues will be at the core of our agenda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But I think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core that we also have a very strong interest in working together to strengthen the framework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ooperation.   Let me highlight three important areas.       At the G-20 Leaders meeting, we committed to a series of actions to help reform and strengthen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       As part of this, we agreed to put in place a stronger framework of standards for supervision and regulation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We expanded and strengthened the 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 now renamed the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China and other major emerging economies are now full participants, alongside the major financial centers, in this critical institution for cooperation.  We will have the chance together to help redesign global standards for capital requirements, stronger oversight of global markets like derivatives, better tools for resolving future financial crises, and measures to reduce the opportunities for regulatory arbitrage.        We also committed to an ambitious program of reform of the IMF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Our common objective is to reform the governance of these institutions to make them more representative of the shifting balance of economic and financial activity in the world, to strengthen their capacity to prevent future crisis, with stronger surveillance of macroeconomic, exchange rate, and financial policies, and to equip them with a stronger financial capacity to respond to future crises. We also committed to mobilize $500 billion in additional finance through the enlargement and membership expansion of the IMF’s New Arrangements to Borrow in order to provide an insurance policy for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As part of this process of reform, the United States will fully support having China play a role in the principal cooperative arrangements that help shape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 role that is commensurate with China’s importance in the global economy. I believe that a greater role for China is necessary for China, for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emselves, and for the world economy.  China is already too important to the global economy not to have a full seat at the international table, helping to define the policies that are critical to the effective function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Second, we must cooperate to assure that the global trade and investment environment remains open, and that opportunities continue to expand.  As economies have become more open and more closely integrated, global economic growth has been stronger and more broad-based, bringing increasing numbers out of poverty, and turning developing nations into major emerging markets.    The global commitment to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increasingly open investment played a critical role in this process – in the industrialized world, in East Asia, and, since 1978, in China.  As we go through the severe stresses of this crisis, we must not turn our backs on open trade and investment - for ourselves and for those who have yet to experience the fruits of growth and development.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other members of the G20 have committed to not resort to protectionist measures by rais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barriers and to work toward a successful conclusion to the Doha Development Round.  And third, one of the most critical long-term challenges that we both face is climate change.  Individually and collectively,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ensure that each and every country takes meaningful action to deal with this threat.  Reducing land and forest degradation, conserving energy, and using clean technology are important objectives that complement both our efforts to achieve a new, sustainable pattern of growth and our goal of reducing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lready are working closely through the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in areas such as clean transportation, clean and efficient production of electricity, and the reduction of air and water pollution.  We must continue these efforts for the sake of our natio ns and the planet. Conclusion In the last few years the frequency, intensity, and importance of U.S.-China economic engagements have multiplied.  The 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that President Obama and President Hu initiated in April is the next stage in that process.  I look forward to welcoming Vice Premier Wang, State Councilor Dai and their colleagues to Washingt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Our engagement should be conducted with mutual respect for the traditions, values, and interests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e will make a joint effort in a concerted way "同心协力".   We should understand that we each have a very strong stake in the health and the success of each other’s economy.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dividually, and together, are so important in the global economy and financial system that what we do has a direct impact on the stability and strength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Other nations have a legitimate interest in our policies and the ways in which we work together, and we each have an obligation to ensure that our policies and actions promote the health and stability of the global economy and financial system.             We come together because we have shared interests and responsibilities.  We also have our own national interests.   I will be a strong advocate for U.S. interests, just as I expect my counterparts to represent China’s.  China has benefited hugely from open trade and investment, and the ability to greatly increase its exports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turn, we expect increased opportunities to export to and invest in the Chinese economy.    We want China to succeed and prosper.  Chinese growth and expanding Chinese demand is a tremendous opportunity for U.S. firms and workers, just as it is in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Global problems will not be solved without U.S.-China cooperation.  That goes for the entire range of issues that face our world from economic recovery and financial repair to climate change and energy policy.  I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you cooperatively, and in a spirit of mutual respect.

原文来源：http://www.treasury.gov/press/releases/tg152.htm

 今天在中华网上偶然看到一则google adsense的广告，这则广告可不是普通的商业广告，它显然是美国政府的相关部门花钱做的一则广告，并且这则广告的内容是宣扬和强调美中关系的重要性的。这样的google广告，可真的是非常少见。广告的截图如下：

 从中可以看到，在这个广告中的“美中关系”链接下面，有这样一句说明：“发展真诚和建设性的合作关系，共同迎接全球挑战”。这句话，可以说是很好地概括了当前中美关系的主旋律。

  点击这则广告，进入的页面如下：

  这是由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U.S. Department of State’s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Programs）制作的电子刊物《美国参考》的一个页面。这一页面中的内容，全部是与中美关系和中国有关的。

 由此我们已完全可以判定，这次使用google adsense广告宣扬和强调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很明显是美国政府的一种政府行为。

 这样一个广告，意义非同寻常。

  一方面，它显示出了当前美国政府对中美关系的重视，以及希望美中两国发展合作的明确愿望。这一点，它的广告词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了：发展真诚和建设性的合作关系，共同迎接全球挑战。通过这样一则网络广告，美国也是在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传达它重视中美关系并希望与中国发展合作的信息。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府的这种做法，不仅是面向中国政府的，也更是面向中国普通民众的。可以说这是美国政府实施公共外交的一种新举措。通过这种举措，美国政府无疑能够增强中国民众对当前美国政府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的理解；该广告明确表达了美国要与中国发展合作的意愿，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向中国释放善意，因此它也能够增加中国民众对美国的好感。应当说这样一种举措，对于发展中美关系是有积极意义的。

  当然，美国政府的这则广告，也间接反映出了当前中国国际地位和重要性的提高。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选择google的网络广告来实施这次公共外交行为，这也凸显了google adsense广告在全球传媒中的重要地位。作为搜索引擎行业中的龙头老大，google的用户遍布全球，其在网络传媒中的影响力也是无与伦比的。而中国目前作为世界上网民最多的国家，互联网对民众生活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美国政府通过google广告来向广大中国民众传达它对中国的信息，显然是很好地把握住了当前世界传媒领域的大趋势。这一点，也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

  当然，美国这样做的最终目的是要维护美国自己的国家利益。因此它借网络广告要向中国民众传达的，可能也不仅仅是强调中美合作。比如这个《美国参考》网站中的一些内容，也有不少是宣传美国的民主和人权的。美国也想通过这些内容，向外界民众传播美国的意识形态，这一点也是没有疑问的，也是不难理解的。